第五章
“这也是怀才不遇，才弄成他这种诡异的狂态。”项莲生停了一下说，“姐夫，我想回去了。”
原来项莲生是进京会试，不幸落第。许滇生劝他在京读书，等下科入闱，或者像龚定庵一样，捐个内阁中书，有机会能考上军机章京，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项莲生考虑下来，觉得还是回杭州最好，因为他的身体一向羸弱，不能没有亲人照料。郎舅感情虽好，到底隔了一层。而且他最近“吐红”，极可能是痨瘵，这个病是没有人不畏而远之的，何必留在京里惹人讨厌。
许滇生却不知道他有此隐衷，依旧极力相劝，项莲生只好唯唯否否地暂且敷衍。正在谈着，太清春翩然出现了。
“侧福晋好！”项莲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招呼。
“请坐，请坐！”太清春摆一摆手，自己先坐了下来，“莲生兄，前一阵子有人传达你说的一句话，今天要向你印证，只怕错了。”
“是。请问是哪一句？”
“说是‘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生既有涯，如何还可以做无益之事，岂非自暴自弃，情理不通？”
“噢，”项莲生答说，“是传错了，不是‘有涯之生’，而是‘有生之涯’。”
“那就对了！不过，上寿百年，亦不过一弹指顷，你怎么说‘有生之涯’？”
“且不说上寿，就‘中寿六十’在我看来也很长了。”项莲生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在世，若能有所成就，足以不朽，其他的岁月都是多余的。”
“莲生！”太清春大声说道，“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你太颓唐了。”
“是，是！”项莲生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说道，“敬闻教！”
“恕我说得太直，请坐，请坐！”太清春转脸又说，“六哥，你们是至亲，应该劝劝莲生，要振作。”
“我正在劝呢！”许滇生笑说，“这一回礼闱失意，下回再来，我劝莲生在京里用功，他一定要回去，请你帮我劝一劝。”
“何必回去？”太清春忽然敛眉凝神，静静思索，然后一仰脸说道，“莲生，我想奉屈你来教我的儿女。不知意下如何？”
“谢谢，谢谢——”
“莲生，”太清春不等他说完，抢着又说，“有些旗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无礼至极！贝勒跟我，绝不至此，你请放心。”
“贝勒风雅好古，礼贤下士，侧福晋更是一尊女菩萨，能在府上忝居西席，真是寒士之大幸。不过，侧福晋请看，我骨瘦如柴，难耐烦剧，将来耽误了男女公子的功课，罪孽不浅。而且我经常有病痛，有累居停心烦，更觉不安。”项莲生深深一揖，“侧福晋的好意，我除了感激以外，只有自怨福薄。”
这番话说得异常恳切，太清春不但改变了主意，而且还劝许滇生说：“你就让莲生回杭州吧！”
许滇生深深地点点头，别无表示。因为他从项莲生的话中听出来一些消息，可能真的有病在身，倒要好好问他一问，及早为计。
“刚才过来，远远就听见你们的笑声。”太清春问说，“是谈什么好笑的事？”
“龚定庵来过了。”许滇生笑说，“我们在谈他的妙事。”
“呃，”太清春问道，“先前看到你这里有客，莫非就是他？”
“是的。”许滇生说，“他很佩服你，而且真是你的知音。”
“他怎么说？”
“我很冒昧，把你那四首《戏拟艳体》拿给他看了。”许滇生歉意地说，“他倒看出来了，说你杂用神仙的典故，原是子虚乌有之事！”
太清春先有些不悦，因为这种笔墨，拿给陌生人看，极可能会误会其中有何本事在内。及至听说龚定庵看出她是故弄狡猾，真个是凭空“戏拟”，又深感安慰，怕人误解的疑虑一扫而空，觉得这种“艳体”就流传出去，亦无大碍。
“他到太平湖来过两三回，贝勒也在我面前提过，可是缘悭一面。”太清春说，“丁香花快开了，几时我让贝勒出面，请你们来饮酒赏花。六哥，你一定把龚定庵约来。”
“有此雅集，他一定会来的。”
其时丫头来请太清春，说是开饭了，并又请示：“舅少爷的饭开在哪里？”
“不，不！”项莲生说，“我不在你们这里吃饭。”他向太清春说：“侧福晋请吧！”
等太清春一走，许滇生问道：“莲生，每一回你都不肯在这里吃饭，老太太已经在问了，是不是有什么顾忌？”
项莲生沉吟了一会儿，觉得在至亲面前，不必讳疾，便即答说：“我痰中有血，怕得了病传染开来。”
许滇生大吃一惊。“你请医生看了没有呢？”他说，“这个病越早治越好。”
“没有请教医生，自己看看医书，静静调养，自然会好的。”
“你不要这么大意。”许滇生说，“你明天就搬过来——”
“不！”项莲生说，“我不但不必搬，而且你也不必告诉姐妹，老太太面前更是只字不能提。我归心如箭，只要一上了路，心情一宽，病马上好了一半。而且转眼就是六月，盛暑行路，一大苦事，早早动身为妙。”
说着，随手捡起一本《时宪书》来看。“这十天都是宜于长行的好日子，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你得凑一百两银子给我。”
“一百两银子现成。不过，今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开恩科，你是不是在京养好了病，等到明年春闱？否则，年尾年头北上，又多一番跋涉。”
“明年春闱，我亦不见得北上。”项莲生说，“如果老惦念着功名，而且总要用用功，病只会加重，不会减轻。”
许滇生考虑了一会儿说道：“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早作归计亦不坏。”
“既然盘缠现成，我就早点走。”项莲生说，“会馆里有几个朋友，要就大挑；没有挑上的，马上就会出京，我跟他们合雇一条船好了。”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我把银子送过去。你先看看你姐姐，也见一见老太太。”
“有侧福晋在，我就不进去了。反正还要来辞行，今天请姐夫代我在老太太面前请安。”
项莲生南归，太清春送了二百两银子的程仪。丁香花开作雅集，亦归于罢论。但跟龚定庵，终于还是识面了。
识面的媒介是一幅画。有个白云观的道士叫黄云谷，善画人物，是奕绘府中的清客之一。上年——道光十四年，太清春三十六岁，偶作道家装束，为黄云谷所见，画了一幅道装相赠，旗下贵妇好留长指甲，黄云谷将它写入画中，便宛然成了麻姑的模样，太清春很喜欢这幅像，题了一首七绝：
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
莫道神仙颜可驻，麻姑两鬓已成霜。
奕绘当然也有笔墨在上面，题得一首《江城子》。这个调子的变格最多，自五十四至九十三字共有七体，奕绘填的这一首是：
全真装束古衣冠，结双鬟，金耳环。耐可凌虚归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万里，阆风寒。 荣华儿女眼前欢，暂相宽，无百年。不及芒鞋踏破万山巅，野鹤闲云无挂碍，生与死，不相干。
这幅画因为收藏不慎，有破损之处，奕绘便请黄云谷就原画修补。龚定庵跟黄云谷也是朋友，在他那里看到这幅画，观赏了好一会儿，有些技痒，但画主并未请题，何可冒昧？恰好黄云谷应太清春之请，为她画了一幅董双成的像，请龚定庵题词，至是欣然应命，填了一首长调：
云英嫁了，弄玉归来，向楼琼翠户，虚无万叠，试问取、金阙西厢何处？容华绝代，是王母、前头人数。看紫衣仙佩非耶，汉殿夜凉归去。
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声，记否亲遇？霞宫侍宴，浑忘了、听水听风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间儿女聪明，倒写成双名字。
这首词的调子名为《瑶华》。真如龚定庵说太清春的那四首《戏拟艳体》杂用神仙故事，而写董双成则兼用两种传说。
照《汉武帝内传》记载，董双成是他的侍女，但公认的传说是，董双成为西王母的侍女，所以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王母指孝庄太后，双成切“董”指董小宛，那时的她，是“长信宫中、三千第一”的慈宁宫女侍。另一个传说，在龚定庵特感亲切，因为董双成是杭州人，《浙江通志》中对她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据说董双成生在周朝，故居在杭州西湖妙庭观，丹成得道，在万众瞩目之下，吹玉笙，驾白鹤，冉冉升入云端，成了执事瑶池的侍女，杭州有一座位于吴山之下的“望仙桥”，就是当时目送董双成仙去之地。到了南宋绍兴初年，有个名叫董行元的道士，从土中掘出来一块铜牌，上镌二十字：“我有蟠桃树，千年一度生。是谁来窃去？须问董双成。”有这么一件“异事”，董双成故事便流传得益广了。
龚定庵的这首词，前半阕描写董双成仙去，假设云英已嫁裴航，弄玉则随萧史住在凤台，因而西王母召董双成来侍候，“向楼琼翠户”之句，写董双成初至仙阙，处处陌生，连容华绝代的西王母，亦只能猜想，是不是前面“紫衣仙佩”的那位。紧接一句“汉殿夜凉归去”，径起探问仙宫情形的下半阕。
要问的是，董双成记不记得曾亲见唐朝天宝初年，方士罗公远导玄宗游月宫，来听《霓裳羽衣曲》？这亦是假设董双成原为月宫仙女，但“霞宫侍宴，浑忘了、听水听风前度”，即是说她从入侍瑶池以后，已记不得《霓裳羽衣曲》了。“听水听风”的故事，出自后蜀王建的诗：“弟子歌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宋朝欧阳修作诗话，竟不知“听风听水”是说的什么。后来有个蔡絛亦作诗话，解释这个典故，出于唐人所作的《西域记》。唐朝的燕乐以龟兹国为最有名，因为此国的国王与他的臣子，常到深山中去听风声水声，以其音谱入乐曲，王建认为这就是《霓裳羽衣曲》的由来。龚定庵加“前度”二字与“浑忘了”呼应，而结论用“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意，以为成仙虽好，孤凄难耐，“也只合其中小住”，毕竟人间“成双”作对的好。
词意实在很轻佻，但含蓄不露，为常人所不解。太清春自然是解，觉得虽像她的《戏拟艳体》一般，亦有假设的故事在内，但通体流转，没有说不通的地方。尤其是一开头“云英嫁了，弄玉归来”，与结尾的“倒写成双名字”呼应，拉云英弄玉，来为他的“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到头来仙女亦必思凡的看法作证，真是妙到颠毫。
因此，她坦率地向奕绘表示，爱龚定庵之才，很想跟他见见面。奕绘原有此意，自然乐为之安排，但有件事却不能不声明在先。
“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脾气？”
“听说此君是个狂士。”
“亦不止于狂，有时说话行事，不合情理。”奕绘说道，“他会试的房师叫王植，是个翰林，闱中看到一本卷子，觉得议论很怪，大笑不止。隔房也是个翰林叫温葆琛，把卷子要过来看了一遍，跟王植说：‘这本卷子一定是龚定庵的，生性好骂人，如果不荐，骂得你更厉害，不如荐他吧！’”
“荐了没有呢？”
“荐了，也取了。哪知道人家问起龚定庵，房师是谁？龚定庵竟是这样子回答：‘实在稀奇！居然是无名小卒王植。’王植就怪温葆琛，不荐会挨骂，荐了还是挨骂，岂不冤哉枉也！”奕绘接着又说，“我倒是早想替你引见了，只怕见了面，他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大煞风景，那又何必？”
“请你放心好了！是我自己要见他的，我绝不会像王植怪温葆琛那样怪你。而且，我自信龚定庵亦不会骂我。”
“那好！我马上写信告诉他。”
奕绘亲笔所作的短简，颇为客气，他称太清春为“内子”，说是“久慕高才，顾闻教益”，约他第二天下午“茗话”。
这在龚定庵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立刻复信，“准时趋谒”。第二天下了衙门，约莫未正时分，坐车到了太平湖，一投名刺，立即延见。
这座府第最早是克勤郡王岳托第二子，贝勒喀尔楚浑的赐第，在皇城西南阳角楼下，地点虽比较偏僻，但以内外护城河水，都绕经此处而汇成太平湖，奉准引水入园，非常方便，所以府中名为“西园”的花园，因势乘便，曲折高下，随心所欲，盖得非常讲究，在顺治年间，是座名园，有两句四六，将此地比为唐朝的“南内”及曲江，道是：“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
款客之地在西园的抚松草堂，五楹精轩，面对长松。奕绘穿一件蓝绸夹袋，戴一顶红绒结顶的青缎小帽，生得长大白皙，意态悠闲，是不折不扣的贵公子风貌；太清春穿的是旗袍，但梳的却是汉妆的堕马髻，发黑如漆，手白如玉，肤光照人，看不出是七子之母。
龚定庵是讲礼法的人，虽不中绳墨，但此时亦不敢作刘桢之平视，高拱一揖，低着头说道：“久闻侧福晋词名与纳兰侍卫可以相提并论，今天能够拜见，龚某之幸。”
“定庵先生过奖了！请坐，请坐。”
奕绘也摆一摆手，自己先在方桌的西面坐了下来，将东面的客位留给龚定庵。太清春打横相陪，执行主妇的职司，从侍儿手中接过点心，用一双象牙镶金筷子，一一夹到主客二人面前的碟中。宗人府照宫中的规矩，午前十点钟中膳，龚定庵此时腹中空虚，所以那些点心，太清春夹一样，他吃一样，性喜甜食，对玫瑰枣泥奶卷，尤为爱好，太清春便将那盘奶卷放在他面前，殷殷相劝。
吃得一饱，慢慢啜茗时，宾主才专心一致倾谈。太清春提到龚定庵题董双成像的那首词说：“只知道定庵先生的诗名满海内，没有想到词也填得这么好。”
“这犹之乎都知道侧福晋的词是大名家，没有想到诗也作得这么出色。”
“你看，”奕绘手指龚定庵，笑着向太清春说道，“定庵就是这样子辩才无碍。”然后又正色地说：“不过，这样针锋相对，有时候也容易得罪人。”
这是规劝的话，龚定庵心感其意，但不想作任何辩解，太清春更不便对这一点表示任何意见，另拈一个话题，谈到当时艺坛的名流，这一下，又将龚定庵的话匣子打开了。
“如今真是风流消歇，就谈画吧，乾隆年间，先有‘画中十哲’，后有‘十六画人’，都曾见诸诗篇。”龚定庵又说，“当时国家全盛，士大夫奉公之暇，以艺事自娱。纯庙好风雅而又精于鉴赏，所以大学士蒋文肃父子、我们浙江富阳董家父子，都以高官而驰骋艺坛。如今，唉！”他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蒋文肃父子指蒋廷锡及蒋溥，并皆拜相；浙江富阳董家父子是礼部尚书董邦达及他的儿子，在嘉庆朝拜相、外号“董太师”的董诰，都擅画名，且都受知于高宗纯皇帝。不过奕绘觉得龚定庵的牢骚稍嫌过分，指出一个人，亦以画为当今皇帝所欣赏，而屡得优差。这个人便是龚定庵的同乡，戴熙，字醇士，以翰林而放广东主考，便是因为在南书房作画，为“今上”所见，大为赞赏之故。
“论画，道光不及嘉庆，嘉庆不及乾隆，这应该是定论。”太清春在龚定庵与奕绘之间，作了持平之论，又说，“画虽如此，书家可不比前朝逊色。尤其是谈笔法，包世臣、吴熙载师弟，真了不起。”
一谈到书法，龚定庵的牢骚，顿时撑胸拄腹。初见太清春，不便再发狂言，连他的《干禄新书》都不提。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道，“有个善琵琶的俞秋圃，你见过没有？”
“见过。”龚定庵答说，“我送过他一首诗。”
“噢，”太清春兴味盎然地问，“可能见示？”
“是。”龚定庵说，“他有本册子，上面都是名公巨卿的赠诗。他跟我说，如果我送他诗，请我用梅村体。我很少作这路诗，不过还是答应他了。”
“那就非拜读不可了。”太清春又说，“想来一定可以媲美《楚两生歌》。”
《楚两生歌》是吴梅村咏柳敬亭、苏昆生的长篇。龚定庵不肯说自己的长歌不及吴梅村，只说：“时逢盛世，俞秋圃没有《楚两生歌》为左良玉门客的遭遇，我的诗无可铺叙，无法作得出色。”
“过谦，过谦。”太清春便唤侍女，“伺候笔砚。”
龚定庵心想，若得太清春为他录诗，这倒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因而说道：“我的字丑，通国皆知，我念吧！”
“好！”太清春欣然答说，“我权且当一回誊录生。”
等侍儿在临窗设下一张半桌，安好了笔砚，太清春坐下来，取一张月白暗花素笺，持笔在手，龚定庵念道：
“秋堂夜月环弯碧，主人无聊召羁客。幽斟浅酌不能豪，无复年时醉颜色。主人有恨恨重重，不是诸宾噱不工。羁客由来艺英绝，当筵跃出气如虹。”
念到此告一段落。太清春一面抄录，一面说道：“由诸宾来衬托羁客，再加‘气如虹’三字。”
龚定庵不作声，等她写完又念：
“我疑慕生来拨箭，又疑王郎舞双剑。曲终却是琵琶声，一代官商创生面。”
太清春插嘴问道：“原来慕生拨箭，王郎舞剑，是形容琵琶声，倒真是别开生面。定庵先生，慕生、王郎是何典？”
“无典，不过有本事，都是当年酒徒的狂态。”
“是了，请再往下念。”
于是龚定庵高声念道：
“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座中亦复无知者，谁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请读乾隆诗，昔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娇良夜，海内文章盛大师。弇山罗绮高无价，仓山楼阁明如画。范阁碑书夜上天，江园箫鼓春迎驾。”
欢叙未终，突然听差来报，惇亲王的福晋来了。惇亲王是当今皇帝的胞弟——仁宗三子，长子早死，次子便是“今上”，第三子绵恺，嘉庆二十四年封惇郡王，道光元年，晋封亲王。他是皇太后钮祜禄氏所出。这位皇帝的继母，当仁宗驾崩热河时，以社稷为重，大公无私，所以深受皇帝尊敬，连带使得惇亲王亦蒙青眼。偏偏皇帝很讲究小节，而惇亲王赋性粗率，不甚讲礼法，他的福晋亦颇骄恣，这双夫妇，每每使得皇帝处于极尴尬的境地。道光三年，惇亲王奉旨在内廷行走，他的福晋入宫向太后问安，坐轿径入神武门，惇亲王退出内廷，罚俸五年。太后不便为他说情，只道想念“三阿哥”，由皇帝陪侍着幸惇亲王府，太后面责他的不是，皇帝过意不去，仍命在内廷行走，不过皇帝很小气，罚俸一节并未恩免，只减罚两年。
到了道光七年，惇亲王又犯过了，这回是庇护获罪的太监，因而降为郡王，但第二年复为亲王，只面谕“加意检束”。
前年——道光十三年四月，皇后修佳氏崩，内阁会议丧礼，惇亲王引《尚书》中“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的话，主张丧礼应该隆重。却不知《尚书·舜典》的原文是：“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议皇后丧礼而用这两句话，显然引喻失当，因而又奉旨退出内廷，罚俸十年。
惇亲王福晋跟奕绘的太福晋很谈得来，常有往还。奕绘与太清春听说她来了，自然要赶了去请安伺候。龚定庵熟悉旗人的礼节，所以即令主人并未现于辞色，他也很知趣地立即起身告辞。
“定庵，我不留你了。”奕绘略停一停说道，“你以后可以常来，内人很爱才的。”
这虽是间接的传叙，但在龚定庵已有刻骨铭心之感，太清春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只要一想到，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接下来便连绵不断地幻想，在《道藏》、笔记、诗词中所识得的女仙，一个个都可以归结到太清春身上。
迷离惝恍中，他写了一首词，调名《忆瑶姬》。收在《道藏》中的《集仙传》说：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名为瑶姬。又有一部《襄阳耆旧传》中说：赤帝之女名瑶姬，亦就是楚怀王梦见的高唐神女。但龚定庵所忆的瑶姬却是嫦娥：
唳鹤吟鸾，悄千门万户，夜色尘寰。玉京宫殿好，报九霄仙佩，不下云軿。今生小谪，知是何年？消尽涷琼颜，料素娥今夕无人问，裙袂生寒。 便万古只对晶盘，敛庄严宝相，氐坐婵媛。纵无沦落恨，恨玉笙吹彻，彻骨难眠。双成问讯，青女凭肩。瑶华筵宴罢，长风起，吹堕奇愁到世间。
“这是个什么字？”吉云指着“涷”字问。
“与‘练’相通，亦通‘炼’。练者白也。”
“‘涷琼颜’，造语生硬。又弄些怪字，就更难懂了。什么叫‘氐坐’？”
“氐是根柢之柢，‘氐坐’就是着地而坐。”
“费解。”吉云不以为然，“你的词意不过是写‘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还不如用‘独坐’，比较显豁。”
“这倒是一字师。”龚定庵从善如流，随即提笔改正。
吉云将这首词又吟哦了几遍，突然问道：“这‘今生小谪，知是何年？’怎么解释？”
“噢，”龚定庵想了一下说，“嫦娥能够奔月，可知原是仙人；当初嫁后羿，自然是小谪人间。”
“这么解很牵强。嫦娥能够奔月，是因为服了西王母的不死药。看你的词意，似像是希望嫦娥小谪。”
这话恰恰说中龚定庵的本意，不过，他是绝不肯承认的，强辩着说：“这就是词的空灵，‘横看成岭侧成峰’，无所不可。”
“那么这一句呢？”吉云问道，“‘纵无沦落恨’，我不懂空灵在何处？”
这一句确是大毛病，龚定庵在下笔时便觉得不妥，因为原是用白居易的诗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接下来用宋词“小楼吹彻玉笙寒”来形容广寒宫之寒，固然不错，但“彻骨难眠”亦有独宿凄凉的意味在内，这样再回头看上句“同是天涯沦落人”便是同病相怜，而结句“吹堕奇愁到世间”，到底世间何人奇愁，就颇费猜疑了。
这原是龚定庵片面默恋太清春的隐衷，一着痕迹，便落下乘，而且亦会惹出不小的风波。幸而吉云一无所知，她亦无从猜想得到，不如承认她说得对，即时改正为妙。
于是他说：“这一句确是不好，咏嫦娥用‘沦落’二字，似乎不伦。”他索性请教：“吉云，你看应该怎么改？”
“你一开头用‘唳鹤’就是写别恨离愁，那就应该在这四个字上着意描写。”
龚定庵略想一想欣然说道：“高明、高明，等我改好了再请你指点。”
“言重、言重。”吉云得意地笑着，姗姗而去。
于是龚定庵静下心来，细细推敲。“夜色尘寰”便是“尘寰夜色”，到底如何没有说出个究竟来，便将“色”改为“静”。
“玉京宫殿好”的“好”，也很不妥，月宫中“千门万户”，毕竟只是想象，谁曾见过？着一“好”字，倒像曾经亲临其地。若有人问，“千门万户”是怎么个“好”法？便无词以对了。如果改个“杳”字，便无语病。
下半阕的起句，亦有毛病。李商隐的《碧城》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唐人注“晓珠”说是太阳的别名，而月的别名是水晶盘。咏嫦娥改“一生”为“万古”，语意固甚明确，瑕疵是在“便”与“只”上，“便万古只对晶盘”，显然有不足之意，仿佛在劝嫦娥：“就算万古千秋，长生不老，也只是跟一丸冷月做伴，不如小谪人间，看她聪明儿女，‘倒写成双名字’。”岂非意存挑逗？这是非改不可的。
琢磨了半天，还是要肯定李商隐的诗意，改为“定万古长对晶盘”。嫦娥虽悔偷灵药，但既入月宫，亦只好忍受凄清寂寞——既入侯门，便当安分守己做贵妇人。至于结句上的“奇愁”，改成“离愁”，则别有人在的痕迹，也就可以抹掉了。
词是改好了，却不愿示人。他也曾想到过，找一个什么间接的途径，转达给太清春。但这条途径很难找，安排不当，会惹起极大的风波，想起他的同乡，以袁子才第二自居的陈云伯，假太清春之名招摇，为她痛斥的情形，更具戒心。
但他没有想到，太清春会请奕绘向他索取词稿。他刻过四部词稿，第一部叫《无著词》，又名《红禅词》，第二部叫《怀人馆词》，第三部叫《影事词》，第四部叫《小奢摩词》。《影事词》只选了六首，是记他跟燕红的一段情缘；《无著词》中多绮语，都不宜公诸闺阁。看来只有《怀人馆词》《小奢摩词》两集，可以相赠。
但仔细检阅，仍有许多不妥之处，觉得只有挑选几首，另外抄送。转到这个念头，立即便又想到，那首《忆瑶姬》，正好夹带在内。
于是他逐首细看，一共挑了十首，命他的已经二十岁的长子孝琪，用正楷抄好，亲自送到太平湖，但未请见主人，只是将词稿交门上送到上房。
到得第二天下值，只见书房里有封信，一笔娟秀的小楷，一望而知是太清春的笔迹。果然，吉云告诉他说：“绘贝勒的侧福晋派了人来，说你如果有空，请到她那里谈谈。她还送了我一份礼，我不知道怎么谢她。”
礼物一共四色，不过衣料、宫花、脂粉之类，寻常闺阁馈赠之物。龚定庵便说：“这也不必立刻就要回赠，几时你去看看她，当面道谢好了。”
“那么，你先替我致意。”
龚定庵照她的话，见了太清春。首先代吉云致谢，但却未说要去看她的话。
“我是看到你这首词，才想到了尊夫人。那位王小姐，我也见过。”
这首词调寄《洞仙歌》，前面有一段序：
青阳尚书有女公子与内子友善，贻内子漳兰一盆，密叶怒花。俄女公子仙去，兰亦死，弃盆灶间三年矣。今年夏，灶人来告兰复生，数之得十有四箭，徙还书斋，赋此记异。则乙未六月十九日也。
“青阳尚书”指兵部尚书王宗诚，他是安徽青阳人，乾隆五十五年的探花，曾经当过上书房的师傅，也教过奕绘。以此渊源，太清春也见过王小姐，所以读龚定庵的这首词，特感亲切，这首词是：
香车枉顾，记临风一面，赠与瑯玕簇如箭。奈西风信早，北地寒多，埋没了，弹指芳华如电。 琴边空想像，陈迹难寻，谁料焦桐有人荐？甘受灶丁怜，紫玉无言，惭愧煞、主人相见。只未必香魂夜归来，诉月下重逢，三生清怨。
“写花亦写人。”太清春说，“花枯能复活，人死不能复生。不过‘谁料焦桐有人荐，甘受灶丁怜，紫玉无言，惭愧煞、主人相见’，这一片惘惘不甘之情，似乎别有寄托？”
龚定庵不肯承认，这样答说：“我只是觉得委屈了那盆漳兰。”
“定庵先生，”太清春忽然问道，“今年贵庚？”
“四十四。”
“已入中年，还是浮沉郎署。定庵先生，我只替你委屈。”
一语道破了龚定庵的心事，顿觉眼眶发热，感激知己，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无怪你常常向往乾隆盛世。”太清春又说，“如果生逢高宗纯皇帝，这盆只受灶丁怜的漳兰，一定有‘徙还书斋’之日。”
龚定庵原有以兰自况之意，为太清春明明白白说了出来，反倒不便承认了。只说得一句：“侧福晋看词看得真细。”
太清春笑一笑说：“读你的词，不能不多下点功夫。”她又问道：“这首《忆瑶姬》呢？似乎此中有人？是谁？”
“‘事如春梦了无痕’。”龚定庵答说，“记不得了。”
他不肯说，她亦不便再问。话题转到江南的才女，自然而然地提起归佩珊，太清春遗憾未曾识面。这使得龚定庵想起阿青，却不便冒昧相问，反倒是太清春自己提了起来。
“定庵先生，我有句话久已想请问你了，你是不是在归家见过舍妹？”
“啊！”龚定庵装作恍然有悟，“原来那位小名阿青的小姐，是令妹？”
“是的。舍妹霞仙，小名阿青。”
“那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龚定庵问道，“霞仙小姐想来早已出阁了？”
“是的。”太清春说，“她住在香山。等她哪天进城，我请你来话旧。”
“是，是。”
这一来，彼此都觉得距离拉近了，谈话亦就更无拘束。最后太清春问到，龚定庵有没有需要奕绘帮忙的事。她说：“定庵先生，你不必客气，外子很敬重读书人，尤其像你这样大才槃槃，他能够略效绵薄，在他是件很高兴的事。”
“多谢贤伉俪关怀，等有要请贝勒提携的时候，一定腼颜奉求。”龚定庵觉得到了告辞的时候，起身说道，“今天得蒙侧福晋指点，实在荣幸，改日再来领教。”
“是的。随时请过来。有新作亦千万别忘了让我拜读。”
话虽如此，到底不便无缘无故去拜访侯门贵妇。这样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原来龚定庵于学问无所不窥，但兴趣不定，这半年中忽发愿心，要查勘佛书——龚定庵学佛，与他人不同。佛教传入中土，至少有八宗之多，而且亦颇有门户之见，但对势力最大的“禅宗”，都承认它的“顿悟”之说，只要有慧根，不识字亦可立地成佛。但龚定庵提起禅宗，便致讥讪，说是“不识字的贼秃，哄人的玩意”。至于他所信奉的，由于他自觉是天台山国清寺的老僧转世，当然尊崇“天台宗”。
此宗的开山祖师，原是六朝荆州陈家子，俗名德安，法号智顗，他在湘州果愿寺出家，后来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当住持，陈后主尊之为国师。入隋为炀帝所尊礼，赐号“智者大师”，又号“天台大师”。
天台宗所讲的是一部《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梁武帝时，西域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所译。这部经说理高妙，东土称之为“诸经之王”，除了天台宗以外，华严宗、法相宗亦遵奉《法华经》，初为七卷，后来重定为八卷，共二十八品。龚定庵认为不尽允当，重新整理，另编目次，删除七品，存二十一品。此外又将华严宗、法相宗的高僧，如湛然、帝心诸大师的著作，细心查正，辑成一部《支那古德遗书》。
这是一番大功德。在这半年之中，龚定庵散衙门回家，便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他的书房几已变成佛堂，正中高悬一方匾额，是请他的同乡书家所写，题名“观不思议境”，两旁悬一副对联：“智周万物而无所思，言满天下而未尝议。”正中供一尊檀香所雕的智者大师像。龚定庵每天盥手焚香之后，便在这尊香像之下，校辑《支那古德遗书》。
到得功德圆满，已是第二年的暮春天气，暖香丽日，中人欲醉。龚定庵突然想到太清春，霎时间绮思满怀，风起云涌，正应了一句唐诗：“恼乱苏州刺史肠。”
他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将他那颗渴望一见太清春的心平复下来。一个人驴磨蚁旋地彷徨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到太平湖去走一遭。
于是他想好一个借口，策马进城，进了宣武门，沿着西城根，过象房桥，再西面便是户部的草厂，地名叫官草场，垂杨飘拂的太平湖已经在望了。
到府下马，向门上投帖，同时递上一个极大的封袋，封面大书“芜文六篇，敬以写呈明善堂主人”，下面自署“自珍顿首”。原来有一回奕绘跟他表示，太清春已多方搜集他的诗词来读，可惜只听说他的古文雄奇郁厚，与魏默深齐名，却未寓目，希望一睹为快。因此，龚定庵命他的长子抄录了几篇，只为一直耽于佛学，几乎忘掉有这回事，这天正好拿来作为闺阁的敲门砖。
果然，奕绘在花厅中接见时，首先就说：“大作已经转给内子了。她很高兴，回头或许还要跟你请教。”
“不敢，不敢。”接着龚定庵谈了两件有关整顿宗学的建议，请示办法——其实，这些建议的处置，都有例案可循，“请示”不过用来作为求见的借口而已。
正在谈着，一名青衣侍儿来向奕绘禀报：“请爷陪龚老爷到修楔亭喝茶，侧福晋在那儿等。”
修楔亭一半筑在水中，形似水榭。此时轩窗洞开，高柳荫覆，水面上落红片片，不时听得“噗喇”一声，鱼儿跃出水面，龚定庵不由得赞一句：“真好个修楔的所在！”
“是吗？”立即有人应声。
龚定庵闻声大喜，整顿全神迎候着，只见冉冉而来的太清春，正如她自己所题的“双峰丫髻道家装”，着的是蓝绸子的“海青”，腻发如云，盘成两个高耸的丫髻，手中所持的，便是龚定庵用来贮文稿的大封袋。
当然，龚定庵不便正面多看，一揖以后，微垂着眼说：“侧福晋一向好！”
“托福。”太清春摆一摆手，“请坐，总有半年不见了吧？”
“是的。半年多了。”
“上个月听滇生说，定庵先生专心著述，足不出户，不知是什么大著作？”
“只是把天台、法相、华严诸宗高僧的文字，略加整理而已。”
“这是大功德，可敬、可敬！”太清春看着奕绘说，“能者无所不能。”
奕绘点点头问：“定庵的这六篇大作，你看了没有？”
“还只拜读了两篇。”太清春问道，“定庵先生，你那篇《病梅馆记》，想来是有感而发？”
她不等龚定庵答话，便转脸为奕绘介绍原文。这篇记只得三百字，大意是说：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孤山，都以梅著称。有人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斜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自然这是文人画士，心里有这样的意思，却不便公然定出这样一种规格，来判别天下之梅，更无法要求种梅的花农，砍去直条，删除密枝，因为那一来梅树会死，不死亦成病梅，影响收益。而且种梅的花农，亦没有这种眼光，来使得梅树符合曲、斜、疏的三个要求。
不过有人以文人画士心目中的想法，明告花农，砍除正枝，删削密处，除去直干，以致旁条斜出，蓓蕾尽夭，生气恹恹，方能售得重价。于是江浙的梅树，无一不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一至于此！
接下来龚定庵在“记”中说，他买梅花三百盆，没有一盆不病。为此哭了三天，立誓医梅，毁去花盆，皆种于地，解除捆缚梅枝的棕绳，顺其自然，以五年为期，一定要将病梅医好。
好在他自觉本非文人画士，尽管让他人笑他、骂他，不懂梅之如何为美，不妨辟“病梅馆”来收容病梅。
最后一段是愿望，也是感慨，以“呜呼”兴起，说是但愿多暇，又多闲田，广植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穷毕生的光阴来疗梅。
显然，这是以梅喻人，或者说以梅喻士。士风的萎靡，犹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别指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这“明诏大号”四字，皮里阳秋；而“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此人实在是罪魁祸首。
奕绘对道光十多年来士林风气的演变及原因，当然亦有所知，再经太清春特为指出，对龚定庵的含蓄之意，更为了解，当今道光皇帝乐于有一班恹恹无生气，可以随意曲折的读书人为之所用，但却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隐”者，显然就是去年殁在首辅任上的曹振镛，而凡是有拔士之责的学政、主考，则是那班“蠢蠢求钱”的花农。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说，“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总有十年啰！”
“是在成进士以前，怪不得结尾豪气凌云。”
这真是搔着了痒处，龚定庵这篇记，作于道光六年，正也就是会试不第，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的那一年。未赴春闱以前，龚定庵自忖不中则已，中则必入翰林，扶摇直上，不怕没有当主考、放学政的机会，那时衡文课士，要一洗寻章摘句、专在毫无用处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习，讲究真才实学，犹如疗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谁知事与愿违，到现在连房考官都不曾当过，所谓“穷毕生之光阴以疗梅”变成可笑的呓语了。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不少，也曾博得过许多赞誉，说他在短短三百字中，叙事精当，说理奥妙，寄托遥深，非大手笔莫办。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针砭士习颓靡，指出病根由来，如此深刻的，却只有太清春一个人。转念到此，觉得自己名满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却在侯门金闺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份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辞归时，犹自萦绕在心头。一个人策骑沿着太平湖岸，缓缓行去，几番回首，目断朱门，乱红片片，绮思恼人，索性停了下来，系马垂杨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乐》：
垂杨近远，玉鞚行来缓。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 驻鞭独自思唯，撩人历乱花飞。日暮春心怊怅，可能纫佩同归。
回来在灯下写出来一看，觉得“三里春风韦曲岸”写得太明显了。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原是汉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韦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称“韦曲”。曲江与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风杨柳，风景相似。然则“目断那人庭院”，是哪一个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结句的“可能纫佩同归”是由感激钦佩而生爱慕之心，终成非分之想，措辞未免太欠考虑了。这样想着，想把那首词撕掉，却又觉得废弃可惜，或者改一改还可以存下来。于是随手把词笺夹在书本中，留待以后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乡试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绩，谓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操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司、巡抚、总督，虽说“不怕官，只怕管”，到底“做此官，行此礼”，重重叠叠的上司，遇到了都要执属下之礼，光是这一点，便让龚定庵踌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子，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下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道：“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下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种，高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头目叫蔡牵，数次为李长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长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出，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交藩司办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入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入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果然，闱后人言籍籍，说有“联号”之弊。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得报有此流言，特颁朱谕，命阮元彻查。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场规从严，雷厉风行，致招深怨。因而仁宗认为“联号”的流言，是有意诽谤，置诸不问。
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上奏参劾，说刘凤诰“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该学政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阑入署内，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于是仁宗命户部侍郎托津等查办，覆奏确有其事。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身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此人现在有病，入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入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情事，既然“未经得受财物，无赃可计”，照律例拟“流”——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由阮元所说的“天恩祖德”，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天恩”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再下一年翰詹大考，因为《眼镜》诗善于颂扬，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东学政，前后仅历四年。
所谓“祖德”，是阮家祖宗积德，但传闻异词，要听阮元自己说了，方知其详。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参将，其时湖南有苗乱，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有一处苗众上千人，缴械投降，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阮玉堂以“杀降不祥”为理由，以死力争。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但阮玉堂怡然自得。不久，殁于任上。
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但据阮元自己说，他的父亲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阮玉堂身后萧条，而阮承信甘居贫贱，洁身自守。有一年在一处渡口，捡到一只箱子，异常沉重，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箱中还有一道公文，是专差解送税款。阮承信心想，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可能会出人命，因而错过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黄昏。
果然暮色苍茫中有人来投水，阮承信拉住他一问，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于是阮承信将箱子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也不说姓名，自顾自扬长而去。
阮承信并无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的身份，随儿子到任上，接受供养。在山东时，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年纪与阮承信相近，过从甚密，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兄做媒！衍圣公的姐姐，可为令郎的继配，我做媒。”这三家两门亲事，很顺利地成功了。
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未几病殁。嘉庆四年，追论湖南教匪初起，毕沅失察贻误之罪，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因而抄家。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虽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以致下场甚惨，深以为鉴，在浙江时，便将阮元管得很严，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
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山东、两湖五省。这两项情况，在他以前，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但第三，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这在明清两朝，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毕沅虽未主试，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论是在西安、开封、济南、武昌，都在后花园中特设宾馆，优礼名士。
谈到毕沅，恰又触及龚定庵所感兴趣的“乾嘉朝士”，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就不会有那么多“意气飞扬”、可傲王侯的名士。但毕沅身后，毁誉不一。阮元久任督抚，凡是毕沅旧治之地，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见闻真切，与一般道听途说不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谈锋极健，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
原来毕沅字秋帆，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他之得以大魁天下，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毕沅的书法，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试前夕，在军机处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回部，奏请在伊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长夜无事，毕沅便细看那道奏折，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情，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处，大致了然于胸。第二天金殿射策，四道策论题，倒有两道与西北屯田有关，毕沅现贩现卖，敷奏详明，高宗大为赏识，在进呈的十本之中，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如果毕沅生在今天，不但不会冠冕多士，以他的书法，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连翰林都无份。
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始终不离陕甘两省。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其间一度因案降调山东巡抚，未几复任鄂督，直至嘉庆二年在任病殁，未调他职。
此外每届岁暮，必对贫士有所馈赠，也就因为如此，操守为人疵议。
“定庵，”阮元忽然问道，“你读过毕秋帆的遗集没有？”
“没有。”龚定庵答说，“曾经想找他的《经训堂集》来读，可惜没有找到。”
“我可以送你一部。”阮元又问，“‘经训堂’的出典，你知道不知道？”
“听说毕太夫人经学渊纯，去世以后，高宗特赐御书‘经训克家’的挽额褒扬，‘经训堂’三字由此而来。”
“不错。毕太夫人不但深通经术，就诗而论，只怕国朝闺秀中，亦数第一。唉！”阮元突然叹口气，“可惜。”
龚定庵不免诧异，随即叩问：“太老师何以长叹？可惜什么？”
“可惜毕秋帆空有贤母。”阮元又说，“毕太夫人张氏，单名藻，字于湘，循吏之女。陕西抚署花厅走廊的墙壁上，刻有她的手迹，是一首五言，我念给你听。”
闺秀作诗，大多是近体，而且往往是绝诗，作古风的极少，因而龚定庵大感兴趣。“太老师请稍待，”他说，“我要录下来，给小门生媳妇去看。”
等听差为龚定庵取来纸笔，阮元闭着眼睛念道：“‘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
“原来是毕太夫人的戒子诗！”
“毕太夫人是山东人，早寡。毕秋帆在陕西做官，老母留居山东，这首诗是在毕秋帆由藩司升巡抚时寄了去的。”阮元接下来又念，“‘仰沐圣主恩，宠命九重贲。日久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欂栌材，斲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诚则惧踬。’”
“好个‘失诚则惧踬’！”龚定庵说，“真是知子莫若母。”
“下面还有好诗：‘扪心午夜惭，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苛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厉清操，俭德风下惠。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
“‘教敕’以下八句，可当一篇官箴读。”龚定庵说，“下面应该指实时地了。”
“一点不错。”阮元续往下念，“‘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其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转得好。”龚定庵说，“应该结束了。”
阮元点点头又念：“‘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秦山翠。’”
一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龚定庵从头又读了一遍，不由得也叹息着说：“制先生如此下场，毕太夫人九泉之下，必难瞑目。”
“你刚才说得不错，知子莫若母。毕秋帆从小失怙，家世寒素，而有纨绔的气质，你看诗中一再以清操俭德为诫，都是对症发药。无奈有人不许他清，不许他俭！”
这个人是谁呢？龚定庵忍不住问了出来：“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说，“钱梅溪在《履园丛话》中所记的，大致属实。”
这钱梅溪单名泳，江苏金匮人，虽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经历，却为诸侯的上客，因为诗书画以外，复精于小学，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笔记，名为《履园丛话》，记述他在武昌毕秋帆的衙门中做客时，恰好遇到权相和珅四十岁生日，内而宰辅，外而督抚，都送了极重的寿礼，唯有毕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诗，另外拣出几件收藏的书画古董，打算派专差进京致贺。钱梅溪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这是将和珅比作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奸臣严嵩抄家后，有一本专记籍没之物的目录，名为《天水冰山录》。将来和珅如果亦像严嵩一样破家，抄出毕秋帆所送的诗，勾结之迹，铁证如山，岂非亦将蒙祸？毕秋帆恍然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谁呢？阮元答说：“毕秋帆是为福文襄所误！”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之子，但他的生父实为高宗，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形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开，仅用“自幼豢养在宫”作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却不能封王，这在高宗不免内疚，因而想尽办法让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为名，频加恩赐，有人替他算过，“身被异数十三”，独独不曾尚主，就因为不能以子为婿。
福康安所被的异数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晋封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更晋封为郡王。清朝开国时有异姓封王之例，但从无异姓封为贝子，因为这个爵衔，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于有这样暧昧不明的异常之恩，以致僻远之地发生了误会。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乱，在鹿港登陆，历时三月，收复嘉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为他只是看到当时两湖的方面大员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对此人的嘉许，究竟功绩如何，不知其详。
当时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抚，糜千万之饷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于一人之手，此人当然是异人，龚定庵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类人物。因而将本来还要留下来看几天的嘉庆初年谕论旨汇编，提早送给魏源，为的是要跟他打听这一异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阳人，已近湘西。嘉庆初年的凤凰厅同治傅鼐——”龚定庵忽然问说，“他的号叫什么？”
“重庵。”
“那就称他的号吧，免得跟江宁织造曹家亲戚的傅鼐弄混了。”龚定庵紧接着问，“傅重庵有异于常人何在？我想你总了解吧？”
“当然。我正在写他的传。”
“好极了，先睹为快。”
“刚刚开始动手，不过材料大致已经有了。”魏源很高兴地说，“仪征相国的这些抄件，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魏源细谈傅重庵其人。他原籍浙江绍兴，先世是户部的书办，因而入籍顺天府宛平县。六部的书办，都可以世袭，地位虽微不足道，但收入极丰，生活富裕，因而都安于所业，不求闻达。但傅重庵另有一番用世的大志，不愿坐享其成，便报捐了一名府经历，分发云南。以他的才具，很快地升为知县——境内有六大茶山，有名的普洱茶的产地宁洱县知县，在云南官场，已有能员之称。
其时云贵总督为福康安，奉旨征苗疆，将傅重庵调到湖南，在大营管饷运，因功升同知，赐花翎。嘉庆元年凤凰营新改为凤凰厅，其地在万山丛中，有一百零五座红苗寨，正是湖苗作乱，首当其冲之处。第一任凤凰厅同知，便派了傅重庵。
当他到任时，大军移征湖北剿匪，一时投降、并未甘服的湖苗，乘机提出“苗地归苗”的要求，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打算接受，但傅重庵深知苗性，越抚越骄，因而设计了一套所谓“雕剿法”。
“雕剿”之雕有两义：一义是为雕之犀利，看准了方始搏击，不搏则已，下搏必速；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另一义是碉的谐音，傅鼐召集乡团，在要害之处筑碉堡，防苗出没。有时苗匪来袭，一面作战，一面仍旧筑碉，如是三年，碉堡筑成，边墙连接一百余里，相度地形，分设哨台及炮台。同时开垦兴屯田，妇女孺子皆可以下田工作，因为一见苗匪来了，在哨台上瞭望的壮丁，放铳的放铳，鸣角的鸣角，警报遍于各处，妇孺立刻避入堡内，非常安全。
这是论守，论攻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训练方法。苗人在乱山丛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虽无部伍行列，但惯于在伏莽之中，从暗击明。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时训练士卒，极其严格：像传说中腿部缚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确有其事；同时要练藤牌，翻扑跌滚，始终有一面藤牌护身，苗人擅长的飞矢，竟无所用其技。当然，最要紧的一着是，狭路相逢，短兵相击，能致敌死命，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出神入化。
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不合格的断然淘汰，如是数年，始得精兵千人，号称“飞队”，只要“飞队”一出动，“风雨不乱有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所用的乡团，总数亦不过数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傅鼐以数千人了之，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魏默深又说，“就论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强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高杞，议兴屯田的一封信：“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
龚定庵仅读到这里，忍不住掩纸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战法，在乾隆初年，张广泗进兵大金川时，便已用过，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这个疑问，魏默深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坚守，以致官军无功，此正是‘制胜无如碉堡’的明证。后来讷亲奉旨督师，一战而败，为之气夺，因而亦议筑碉，谓之‘与敌共险’，其为荒谬，不言可知。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然则即令‘与敌共险’，依然落了下风。”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连“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都谈不上，因为根本不明善恶。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严刑峻法，但以善恶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抚中有才干、有治绩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嘉庆十年，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内召回京途中，突蒙严谴，降为兵部侍郎，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彦成，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尽去积弊，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刊功臣之末。后来回疆复生叛乱，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复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书例赐恤，并谥文毅。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严谴，岂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高宗善恶并用，操纵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恶恶不去；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运了。”
有好一阵，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一大壶酒，一个“盒子菜”，以箸代筹，指画山川险要，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各抒所见，评论得失，往往谈到深宵方散，还不愿归寝，独坐沉思，心潮起伏，壮志未消，精力渐衰，书空咄咄，心有不甘，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没，随身入土？
苦闷多日，为吉云看出来，终于忍不住发问：“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说一说？”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还是一名礼部主事，白首为郎，还则罢了；上面还有员外、郎中，什九后辈，岂不难堪？”
“这是世俗之见。”吉云说道，“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
“好，这不说。”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吉云，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是不是？”
“我倒不是这么看，文章原有义理、辞章之分，精于义理，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我看你的几篇杂记，《说京师翠微山》《说昌平州》《说天寿山》《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之类，不是普通的游记，光是描写风景，论形势，论建置源流，用兵为政，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
“唉！”龚定庵叹口气，“吉云，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处，不过，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现在不甘心的，就是虽有筹边良策，毫无用处；纵有抱负，无从抒展。”
吉云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们绍兴的乌师爷，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们杭州的陈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顾？”
这是劝龚定庵考虑，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乌师爷”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镜宠信日固，但田文镜其人，就为龚定庵所鄙视，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
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出仕之途较宽，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康熙初年以内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治理黄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运道断绝。一条黄河，百孔千疮，到处泛滥，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由于李自成几次决口以黄河水灌淹开封，灾害尤为严重。所以多尔衮领兵入关后，一到河南、山东归入掌握，立即派出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顺治九年，身心交瘁，上书请罢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谕慰留，杨方兴亦勉为其难，一直栉风沐雨，亲自防河督工。
其时有一些言官，联名上疏，建议勘查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经河套东行一折往南，出龙门至潼关前面，再折而往东，即入河南地界，在与山东接壤之处，复又转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在山东、直隶之间，流入渤海。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说要导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杨方兴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借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这段话言简意赅，说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说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黄河可北不可南，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改道往南以后，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黄河，往西行二百余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运河。这就是说，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处，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回程自北转东，总计二百多里，必须经行黄河，谓之“借黄”。如果黄河循故道往北，运河“无黄可借”，势将中断，所以杨方兴虽“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否定了言官的建议。
继杨方兴治河的，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顺治三年进士，十一年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说：“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宿迁，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优恤，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江淮间颂扬德政，说他死为“河神”。
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道总督，治河功不即见，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所以虽遭工部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信任如故。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这份信心，主要的来自陈潢。
此人与靳辅的遇合，殊非偶然。陈潢怀才不遇，路过邯郸的吕祖祠。相传此地便是卢生一梦，历尽繁华富贵，醒来黄粱犹未成饭这个故事的所在地。陈潢一时感慨，题诗壁间，为路过的靳辅所见，看诗语豪迈，知道他是一个奇士，追踪而往，终于相遇，邀入幕府，成为他治河的智囊。
陈潢治河，主顺河之性，因势利导，水性就下，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对症发药。
因此靳辅治河，用他的主张，开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畅。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认为在治标以外，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便是所谓“束水攻沙”。
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质不同，河工上人称之为“勤泥懒沙”，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但沙则本身较重，一遇水流较缓，沙便沉淀不动，河床因而日渐垫高，所以当河水流动，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将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垫。
加强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坚固，水势大时能挡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这就是“束水攻沙”。至于平时防治河务，他主张工要核实，料要早备，施工进料，不宜过省，因为“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凡此原则，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因而授官。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言官交章论劾，牵连及于陈潢。圣祖为平愤起见，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因而被逮，解入京师，未及下狱而病殁。
陈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由于兴屯田之故，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经营河务、漕运，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最孝顺祖母的圣祖，哀毁过甚，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济，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辅随行，一路视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访民意，多称颂靳辅功德，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从公，奏请恢复陈潢原官。吏部奏覆，陈潢身故免议。靳辅还想再争时，病势已剧，不久殁于任上。遗爱在民，哀荣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建立专祠，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至于陈潢，身后虽未复官，但附祀于靳辅专祠，庙食千秋。生前的议论，为人辑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辅的《治河奏绩书》之后，乾隆年间，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库全书，无论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显然地，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负。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方能尽抒平生所学，“三可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
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尤其是林则徐，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贤者，亦只求循良，无事为福。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锐意猛进，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陈潢那样，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则徐幕府，应该是最理想的。
其时中国的大患是，现银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银数由一千七八百万两增至三千万两，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团的鸦片。
鸦片输入中国，起于乾隆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权以后。嘉庆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出口与鸦片走私进口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爱交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吸鸦片的人，下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难处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亲王带着他的侄子辅国公溥喜在吸鸦片，试问如何处置？此外内务府人员以及太监，吸鸦片的不知凡几，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因此许乃济的看法是禁烟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应该像雍正当年革除州县征钱粮的弊端那样，化暗为明，一切摆在明处，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确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请弛烟禁。
他在奏疏中说：“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建议照旧制纳税，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至少可以将纹银偷漏至海外的这个缺口堵塞起来。
其次是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所谓“专重”是就目前执行禁令的步骤而言，官员、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鸦片，然后再扩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类人以外，皆可吸食鸦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舆论大哗，但皇帝却批交广东研议。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都是疆吏中的贤者；粤海关监督，翰林出身的正红旗满洲人文祥，更被认为旗人中少见的通达之士，他们的复奏，都赞成许乃济的建议，而且拟具了《禁纹银出洋章程》九条，附在复奏之中。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道光皇帝从曹振镛病殁以后，很想独断独行，有所作为，而军机处的领班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是苏州的状元宰相，凡事将顺，毫无主张，更谈不到相业；其次是武英殿大学士穆彰阿，此人是汉军，本姓郭，字鹤舫，翰林出身，笔下很不弱，秉性阴弱，工于心计，另有一套揽权的功夫，对皇帝的裁断，明知其非，当面不说，但为何行不通，会发生什么后果，早在估计之中，到得他预料的情况出现，皇帝问到他时，他自有说法。
他的说法是，皇帝的原意本来极其高明，只为出现了某种变化——如果他要打击哪一个封疆大吏，便说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却又是他需要照应的人，便另外找一个理由，然后提出补救的办法，自然而然地操纵了皇帝的意向。
军机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却在他之前，因而在军机处后来居上，王鼎变成第三。军机的规则，召见垂询时只由领班奏对；领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说话，潘世恩让穆彰阿，穆彰阿不让王鼎，便难有发言的机会，同时因为他赋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欢找他问话，每天只是随班进退，御前发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谐联：“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记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对之语。
因为如此，邓廷桢领衔，赞成许乃济的建议的复奏，在军机处归档了事。在禁烟入口、禁银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从严办理，许乃济贬官降四级调用，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召入觐。
原来黄爵滋再接再厉，上奏请用重典禁烟，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议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则徐，复奏中有警句：“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皇帝深为动容，再看他拟呈的六条办法，亦颇切实，因而降旨召见。林则徐驰驿到京，宫门请安，先赐紫禁城骑马，连日召对，计十九次之多。结果是颁赐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英商私自进口鸦片事件，水师咸归节制。
在龚定庵看来，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他一向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因而写了一封信，陈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这篇序文，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向林则徐贡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义就是义理，说得浅一点便是所谓道理，“决定义”就是必然如此、无可争议的道理。
三种决定义的第一种是谈银漏于海。他说，中国从大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与经书并不吻合，《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而后人解释是：“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食为首，而货次之。”食是食物，货是货币，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以货易食，有钱就不会饿肚子，所以说“食货并重”没有错。
接下来谈银的生产：“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祸患，要消耗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说，明初所开的银矿，经过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两，银子已经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应该严禁银子外漏，“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其次是谈禁烟。他说汉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来预测世局的变化。所谓“妖”是极不正常之意，“鸦片烟则食妖也”，吸鸦片的人，“病魂魄，逆昼夜”，成了极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颈诛；兵丁食宜刎脰诛”。这就是说吸鸦片的应受绞刑，贩卖、制造鸦片，以及兵丁吸鸦片，应该斩首。此亦是“决定义，更无疑义”。
第三种“决定义”是为林则徐设想。他说诛不胜诛，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洋人自然无计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会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随，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准许节制水师的本意。
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旁义则不妨视情势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绝，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入，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能获厚利，又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爱，而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绝。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内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广州只留“夷馆”一所，专为贸易之用。最后一旁义是：“火器宜讲求。”龚定庵问：“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图编》便是火器的图编。
至于三种答难义是，预设有人提出反对责难，应该如何辩驳。第一种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说食急于货，重货而置食于不顾，岂为正办？龚定庵认为“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种稼穑，方是重货而置食于不顾；“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因为两者并无关联。
又有一种责难，来自关吏，说禁止呢绒、钟表等等进口，影响税收。龚定庵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关吏：“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应该宽大，用兵是下策，务必避免，等等。龚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兵，不比陆路用兵，此为驱逐洋人，并非剿灭洋人，目的在防备国境，不许洋人进入，并非与洋人在海上作战，“伏波将军”不过驻地近水而已，非“楼船将军、横海将军”。而况陆上路路可追，海口无路可追，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军部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这与在陆路开边衅，完全是两回事。
接下来，龚定庵有一段议论，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彻。他说：“以上三难，逆难者皆天下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贾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他劝林则徐“杀一儆百”，以止邪说。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连用叠白，正就是龚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坚，宜趁乾纲大振之时，作速料理，错过事机，皇帝的意向一变，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最后是“归墟义”，归墟二字出于《列子》：“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所谓“归墟义”，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无可限量的期待，他说：“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宽，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这篇文章，需要细看，但林则徐实在太忙了，除召见以外，军机处及有关部院纷纷约晤，尤其是在皇帝决定派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料理与英国的纠纷以后，更有许多公事要接头。此外便是一天两三个饭局，不能不应酬，因此龚定庵的这篇赠序，只能浏览一遍，要等闲一闲，才能细细思考。
不过，龚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望，他很快地做了处置，请他的一个本家，认识龚定庵的林岵瞻，专诚拜访，向龚定庵致谢以外，解释不能延揽龚定庵的苦衷：第一，他这回是以湖广总督差往广东办事，除了在湖北调派属员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户部、工部各派司官随行，未便请调礼部主事的龚定庵；其次，这回奉派到广东，是个短局，而且预见到有许多麻烦，不敢劳动龚定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既无适当的职务可以安置龚定庵，而且亦没有能让龚定庵从容展布长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罗致龚定庵入幕，但需广东差满，回任湖广以后，再从长计议。
这些都是实情，林岵瞻又说得非常恳切，龚定庵自然充分谅解。不久，林则徐出京，督抚奉召陛见，或自请述职，照例对京官都要应酬，临行的馈赠，称为“别敬”，龚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两银子。他正在窘乡，这二百两银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为有那篇赠序之故，他不愿意林则徐误会意在打秋风，所以毫不迟疑地当时便退回了那份“别敬”，当然也写了道谢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则徐自良乡专差送来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轿子里便细读了龚定庵的文章，认为“旁义”之第三，以及“答难义”之第三，都可以算作“决定义”，此表示讲求火器，及陈兵海口，拒绝英商登陆，在他已是无可更改的决心。至于旁义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迁居澳门，他说以前曾奏请过，未能允行，当然亦不必再奏请。至于“答难”第二义，减低关税，以及禁止奢侈品进口，他亦深以为然，且已略陈梗概。
至于龚定庵顾虑林则徐到广东后，有各种“貌为老成迂拙者”会设法阻挠他既定的决策，林则徐的答复是：执事“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则在此，强烈暗示他在京已听到许多相反的意见。这使得龚定庵为之忧心忡忡，因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这些相反的意见亦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转移，“妄言”立刻会成为强烈的反调，而成为林则徐获咎的由来。
虽然林则徐的复信，情意恳挚，字里行间处处显出他对龚定庵这篇文章的重视与欣赏，但看情形，林则徐到广东以后的一切，未可乐观，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当然他想如陈潢一般，一展怀抱，已成空想，亦是让他抑郁不欢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侘傺无聊的日子中，传来一个令人不能不关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发生了变故。
太清春已经居孀。这年的七夕，奕绘急病去世，正好四十岁。由他的长子载钧袭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贝勒降一等成为贝子。
奕绘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两个男孩早夭以外，还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载钧既为长男，又为奕绘正室妙华夫人唯一的儿子，因此与奕绘交厚的宗亲至友，明知载钧与庶母不睦，如果让他袭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个儿女，日子会很难过，但载钧居长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缘故，连皇帝都无法不让他袭爵。
载钧之与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绘。由于天性褊狭，加以幼年丧母，载钧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绘由于宠爱太清春的缘故，对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劝，应该抚慰载钧，管教亦不必太严，但奕绘全不理会，他说：“管教不严怎么行？他将来要袭爵当差、支撑门户，如今管教不严，将来全家受祸。”
话说得义正词严，太清春不便过分干预，只能自己处处照应载钧，但越是如此，载钧似乎反感愈深。当然亲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载钧，间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贤。而男女下人中，无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这一来，载钧与庶母之间，便有了一个难解的结了。
其时太清春的长女，行三的孟文，已远嫁至察哈尔，是蒙古科尔沁旗超勇亲王的福晋；另外两个女儿，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许字贵族，尚未出阁。载钧对这两个妹妹，比较客气，但对异母所出的两弟，行五的载钊及行八的载初，非常厌恶，动辄呵斥责骂，从无好脸嘴。载钊十四岁，载初更只有八岁，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亲哭诉，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论，因为那一来载钧必然借题发挥，大吵一场，只好多方抚慰两个儿子。载钊很懂事，能够体谅母亲的委屈，八岁的载初总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烦意乱，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语所说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终宵以泪洗面，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太福晋倒是很同情太清春，但她对长孙亦无计可施，因为他会回嘴，有时让太福晋气得发抖，反倒要太清春来解劝。
如是经过三个月，有一天太福晋将她找了去说：“我看你还是搬出去住吧！不然一定会出事。”
太清春大吃一惊。“会出什么事？”她想了一会儿说，“请太福晋明明白白告诉我。”
“我也说不清楚，你也不必问了。”
“不！”太清春很坚持，“太福晋不跟我说明白，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日夜提心吊胆，那种日子怎么过？”
“你只要搬出去了，自然没事。”
“这么说，是大爷要撵我？”
“他倒没有说这话。”
这就奇怪了，既非载钧之意，然则是——她陡觉脊梁上一阵凉，用抖颤的声音问：“是太福晋不准我住在府里？”
“我怎么会撵你？”太福晋立即否认，停了一下说道，“我是看老大的意思，似乎只要你搬了出去，他就，他就不往下追究了。”
“追究什么？”
太福晋摇头不答，但经不住太清春一再追问，她叹口气说：“唉！总怪你喜欢作诗作词，本来没有的事，只为有笔墨留在外头，才会有人造谣生事。”
太清春恍然大悟，紧接而来的是莫名的悲愤，恨不得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儿女，决绝之心自然而然地就软了。
满怀的幽怨委屈，无法与小儿女诉说。幸而孟文由察哈尔归宁，以超勇亲王福晋的身份，载钧对这个小他一岁的妹妹，不能不以礼相待，同时对庶母亦勉强维持着一份应有的礼貌，但骨肉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被隐藏，并未消融。
到晚来，母女俩在府中的天游阁上单独相处，孟文才有机会细问风波的由来。太清春将太福晋的话告诉了她，孟文既骇且怒，当然也陪着她母亲流泪。
“我没有想到大哥的天性这么凉薄。他不能这么欺侮人，娘，我明天去看三太爷。”
“三太爷病在床上，已经在办后事了，哪还能管咱家的事？”
“那就看五太爷。”
“三太爷”与“五太爷”是指皇帝的胞弟，惇亲王绵恺与惠亲王绵愉，在近支亲贵中辈分最长，高宗一系的子孙，凡有委屈，往往向他们乞援。惠亲王绵愉秉性恬淡冲和，笃于宗亲，在他的侄女、侄孙女中，最钟爱的便是幼受母教，亦写得一手清丽的小诗的孟文。如果去向他哭诉，他一定会出面来主持公道。
太清春考虑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就算是冤家，也宜解不宜结。”她说：“皇上这两年处事很严厉，倘或五太爷跟皇上谈到咱们家，万一皇上又生了气，给你大哥一点什么处分，那不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那么，明天我自己来跟他理论。”
“那也不见得有用，表面敷衍，心里越发记恨。等你一回察哈尔，只怕我跟你两个弟弟更要受他的气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
太清春不作声，好久叹口气说：“为来为去，为你两个弟弟。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我就暂且避开他，等载钊到了十八岁再说。”
原来王公子弟，定制十八岁行冠礼受封，有了俸禄，便可自立，如果谨慎当差，逐渐晋封，太清春还有一段桑榆晚景。
“娘这么打算，我也没话说了。可是避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在外面找房子。”太清春说，“我已经拣出来几样首饰，打算托人变价。如果你赞成，我就趁你在这里，把这件事办了。”
“娘何必拿首饰变价？”孟文说道，“我让鞑子馆拨款子过来好了。”
原来蒙古王公每年朝贡，附带亦做贸易，到京以后，有固定的住处，俗称“鞑子馆”，又分内外两处，外馆在安定门外，内馆在御河西岸，那一带是外藩集中之地，礼部设有“会同四译馆”——明朝名为“四夷馆”，入清忌讳“夷”字，改称声音相近的“四译”，共计八馆，鞑子馆即为八馆之一。
蒙古的贡使乃贸易随从，照例冬去春归，货物皆卸在鞑子馆，以皮货为主，货款大都托鞑子馆的执事代收。超勇亲王的贡使是陪着孟文一起进京的，他带的货物很多，孟文如果要支用个千把两银子，只要到鞑子馆将他找来，交代一句，他自然会去张罗。但太清春不愿意这么办。
“这么办，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不管怎么样，你大哥的面子，我得维持住。而且——”太清春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变卖首饰，出府别居，这种境况，比较易于博得人的同情。等彼此的怨恨为岁月冲淡以后，仍可回府。这是她一种乞怜的打算，不必说破。
孟文当然也能体谅母亲的心境，琢磨了好一会儿，欣然说道：“娘，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就把首饰卖给我好了。”
当然，孟文承受她母亲的首饰，一定会出善价。太清春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因为孟文的夫婿只知道她花了上千两银子买首饰，不会想到她是变相津贴了娘家。
话虽如此，仍旧要用间接的方式。京师自乾隆末年，和珅当政以后，流行一种行贿的方式，以古玩铺、珠宝店为媒介，譬如有人想谋一个肥缺，居间的人就会告诉他，到哪一家店，去买怎么样的一幅画，或者一只花瓶作为礼物，送进去了自有效验。指定之物，开价极昂，不在话下。其实此物就是由受礼者家中取来的，表面送礼，内里行贿，而受贿者，看来只是收受了一样礼物而已。
太清春亦是用这样的手法，托一家熟识的珠宝店经手，由孟文通知贡使，付价取物，并不知道这几样首饰的来历。
其实，从太清春不容于嫡出之子，打算移居的消息一传，自愿相助的很多，太清春为了维持一份自尊，总是婉言辞谢，如今照孟文的办法，筹得置屋之资，要找房子，便不妨托人，很快地在西城养马营，觅得了略有花木、清幽整洁的一所住宅，携儿带女，迁离朱门。
龚定庵是从许滇生口中得知此事始末，很想去看一看太清春，但听了许滇生的一番话，打消原意。
“她如今居孀，家庭之间又有蜚语，所以她虽是家母的义女，我亦不便到养马营去看她。内人倒是常去的，每一回都陪她淌眼泪。载钧实在太岂有此理。上个月莲生进京，想去看她，我劝他不必，因为有害无益。”
这话实际上也是劝阻龚定庵，他当然听得出来，爽然说道：“照此情形看，想写首诗慰问慰问，都大可不必了。”
“这才是聪明的办法。”许滇生换了一个话题，“令叔快要真除了。”
这一说，不想引发了龚定庵的牢骚。原来龚守正是嘉庆七年的翰林，为人庸俗，虽在翰林从不讲学问，龚定庵曾经公然批评他“一窍不通”，又说：“家叔的学问都从五色书而来。”人家问他：何谓五色书？他说：封面五色，就是五色书。红面的是缙绅录；黄面的是京报；黑面的是属下的禀帖；白面的是各衙门的知会；蓝面的是账簿。
但是龚守正的官运亨通，因为他那种谨小慎微，从不多事，亦从不敢说一句有风骨的话，正适合曹振镛、穆彰阿所倡导的政风，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当到侍郎！这几年一直在各部转，先是礼部，后是兵部，再迁户部，复转吏部，仍回户部。
这年九月终于升署礼部尚书，由于只是署任，所以龚定庵在礼部当主事，不必因为需要回避而请求改调。
“定庵，”许滇生又说，“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来如何？”
许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罗织龚定庵入刑部，但龚定庵的官兴已冷如死灰了。
“到时候再看吧！”
龚定庵并无意转调刑部供职，但许滇生不死心，极力怂恿，表示如果龚定庵肯到刑部，将请他当“秋审处总办”——这是刑部最具权威的差使，秋审处总办一共八个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诏狱”——俗称天牢的待决重犯，都须先经秋审处审核，何者“情实”、何者“可矜”，一一推详，造成“勾册”，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朱笔“勾决”。这份生杀大权，实际上操之于秋审处，所以这八总办被称为“八大圣人”。
“定庵，刑律所穷，济之以礼。礼是府上的家学，你又一向讲究经世致用，目前秋审处的总办，就少像你这样一位精于《礼记》的专家，以致许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虑。”
所谓“服制案”，是杀人犯所杀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礼》在服制上为“期服”，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丧的服丧一年，照刑律例须加重，但地方官向来以出“逆伦重案”为讳，因为有逆伦案即表示职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为“父母官”，轻则降调，重则革职。同时“刑名师爷”有几条一脉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条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杀了胞兄，应该抵命，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同时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轻，有意开脱。
这一来在勾决时，便可刊入“缓决”册内，死者岂非沉冤莫白。
这番说法，倒使得龚定庵有些动心了，如果肯徇从许滇生的要求，转到刑部，派了秋审处的差使，遇到这种“服制案”便可据理力争，务得其平。可是毕竟只是动一动心而已，并不愿做出承诺。
“你要我当‘圣人’，太抬举我了。”龚定庵为戏言搪塞，“到时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龚定庵少不得将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诉吉云，同时征询妻子的意见，即是龚守正真除了礼部尚书，他想乘此机会辞官。
“辞了官干什么？”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书立说，书院掌教；再不然漫游江淮，卖文为活，亦强似做这个吃不饱，饿不死，还要伺候贵人颜色的小京官。”
“那么你是拿什么理由辞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云建议，“何不写信回去请示老太爷？”
“请示老太爷，还不如请示太老师。”
“太老师”指原任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已在这年五月告老，住在扬州。龚定庵专函驰问起居，顺便提到辞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赞成，就一定会替他谋一条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龚定庵到他叔父龚守正家去拜年。他们叔侄一年只见两三次面。见了面亦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这年因为有辞官一事，龚守正倒显得很关切。
“我劝你不要辞。许滇生想延揽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龚定庵说，“我想还是辞官的好。”
“你辞官，于我的面子不好看。”龚守正说，“倒像我当了尚书，容不下一个胞侄似的。”
龚定庵觉得他提出来的理由很奇特，同时心里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选择出处的道理吗？
正在这样想着，门上递进一张名帖来，此人姓吴，现任翰林院编修，是龚守正的小门生。龚定庵最讨厌少年翰林那种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便即起身，避到屏风后面。
“近来忙不忙？”他听见龚守正在问。
“还好。”
“噢，闲下来干点什么？”
“写大卷子。”
“好！”龚守正脱口夸赞，“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书法要下功夫，字迹要端秀，墨要浓，点画要平正。所谓黑、大、光、圆，”他一字一句地说，“能如此，就没有不入彀的。”
龚定庵实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风，一面鼓掌。“翰林的学问，原来如此！”他说，“领教了，领教了。”
这吴编修尴尬得手足无措，龚守正是把脸都气白了。龚定庵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当然，他知道他以后不必再来，就是来了，他叔父也不会见他。
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的京官之中，传为笑谈，以至于远在杭州紫阳书院主讲的龚闇斋都知道了，家书中痛责龚定庵无礼，说他很担心龚定庵会在口舌笔墨上得祸，既然有辞官之意，不如速办为是。
接着，阮元也来了信，他的信是托进京的便人带来的，还有一百两银子。信中说，他不便劝龚定庵辞官，因为到底只有四十多岁，年力正强，可为朝廷多做点事。不过人各有志，不便相强，龚定庵果真去志已决，在他来说，林下有一个可谈之人，是一大乐事。至于出路，不足萦心：“天下安有饿死之定庵哉？”
于是再一次与妻子商量归计。这一回，吉云完全赞成。原来不知从何处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定庵与太清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吉云绝不信有此事，但流言却越传越盛，使得她非常痛苦，当然龚定庵本人一无所知。
现在既然决心辞官，吉云觉得应该将此事作一番澄清，因为龚定庵迟早会知道的，到那时人已离京，无从分辩，岂非一生蒙受不白之冤？
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开口。措辞欠当，立即会引起夫妇之间的裂痕。因此，在谈家务时，不知不觉间流露出心神不属的表情，龚定庵不免奇怪。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龚定庵说，“移家当然不容易，起码得有三千两银子，才能把各处地方的账料理清楚，不过，我已经有打算了。”
“你是怎么个打算？”
“我先单身出京，去找几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朋友，一定可以帮我很大的忙。”
他的这两个朋友都是道光九年会试的同年，一个叫何俊，字亦民，安徽望江县人，三甲第一名，但却是翰林出身，前年外放为知府，分发江苏，为南河总督麟庆所延揽。
何俊在河工上的差使，入息甚丰，他私人接济以外，还可以在南河衙门，照例应酬过往官员的“公款”中提一笔款子相赠。
再有一个是卢元良，字心农，江西南康人，三甲第二十四名，榜下即用，外放为江苏的知县，十年下来，逐渐调任优缺，如今是扬州府附郭的甘泉知县，地当运道，商务繁兴，有他帮忙，打个千把银子的秋风，轻而易举。
“时间不必太久，有半年工夫，我就能回京接你们。至于住杭州，还是住昆山，到那时再看。”
住昆山便是住龚定庵的别墅羽琌山馆。吉云问道：“昆山的房子，恐怕要修了吧？”
“那花不了多少钱。”龚定庵说，“或许要住扬州也说不定。”
“何以呢？”
“太老师住扬州，他或许会在那里替我谋个馆地。扬州既有何亦民、卢心农在，诸事皆有照应，所以在扬州安家，亦不失为善策。”
吉云点点头不作声，眉宇之际却又显现了心事，龚定庵自然要追问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放不下心？”
“何亦民、卢心农，跟你是无话不谈的？”
“嗯。”龚定庵答说，“卢心农还比较客气，何亦民倒确是无所不谈。”
“他们如果问起你跟太清春的事呢？”
“太清春？”龚定庵大为诧异，“我跟太清春有什么事？”
“你还不知道？”
龚定庵越发惊骇，急急问说：“知道什么？”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因为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吉云终于说破了，“外面沸沸扬扬，都说你跟太清春如何如何，我亦不必形容了。”
龚定庵又惊又气，但很快地恢复了平静。“你信不信呢？”他问。
“我自然不信。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么，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问我的人也不止一个。你何必问？”
“不！我一定要知道流言的来源，才知道是谁在造我的谣。”龚定庵又问，“许滇生夫人跟你谈过没有？”
“她跟我谈过。不过，她知道是谣言。”
“她怎么说？”
“她说：‘有人在造定庵的谣言，说他跟太清春有暧昧。定庵的情形我不清楚，不过太清春冰清玉洁，我是信得过的。’”
“好！”龚定庵点点头，“你这么说，我倒不妨问问许滇生。”
“也好。这种事最好早弄弄清楚，到一出京，人家问起你来，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辩都无从辩起，岂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说得是。我今天就到许家去。”
“不过，项莲生跟太清春也很熟，人家造谣为什么造到你头上，这一点你也应该想想，总有个缘故在里头吧？”
龚定庵沉吟了一会儿说：“好，我给你看一首词。”
龚定庵拣点出来的，便是那首《清平乐》，两阕八句四十六字，但“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地点指得太明确了。吉云到此时才知道他对太清春确有爱慕之意，但这也是无足为奇的事，龚定庵多情善感，而本性又是意气飞动，心里藏不住话的人，所以结句“可能纫佩同归”，亦只是有那么一个念头而已。
“我已经‘招供’了。”龚定庵问道，“吉云，你不会误会我吧？”
吉云笑一笑，念了龚定庵的一首七绝：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这便很明显了，吉云的意思是，此亦不过又一“偶”而已。龚定庵自是深感欣慰。但流言究竟从何而起，不求个水落石出，他是不能安心的，因而当天便去看许滇生，直道来意。
“流言已非一日，中伤的不是你，是太清春。知道他们家庭风波的，流言从何而来，不言可知。”
“原来，”龚定庵恍然大悟，“原来是载钧在散布这种无根之言！”
“定庵，”许滇生说，“在他人看，并不算无根之言。跟太清春酬唱的人很多，何以独独拿你扯在一起？你那一卷《无著词》几乎都是‘无题’，难怪引起猜测。”
“那卷词是道光三年夏天刻的，其时我还不认识太清春。”
“人家怎么会知道？”许滇生随手拿起龚定庵那本《无著词》说，“这两天我正好在看你这一卷词。我念两首你听听，你就知道流言之起，无怪其然。”
许滇生翻了一下，念的是两阕《桂殿秋》：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窅四无邻。
九霄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
“这两首词是记梦。”龚定庵说，“小序中不说得明明白白吗？”
“《无著词》大多无题，这两阕《桂殿秋》，加上一段序，托言梦境，而有人以为实有其地，定庵，试问你何词以解？”
接着，许滇生便念那段小序：
“六月九日夜，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气之空濛，都为一碧。散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忆之，为赋两解。”
龚定庵一面听他念，一面在转着念头，梦中情景，与太平湖的“朱邸”，确有相似之处，实在难怪他人猜疑。
“好吧，滇生，你要寻章摘句，我亦无法，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总也看得出来。”
“当然。”许滇生说，“词中像‘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只是爱慕惆惘之语，发乎情，止乎礼，我辈深知，无奈资以为口实者，有意渲染，话就很难听了。”
“这些，”龚定庵颇为不安，“这些难听的话，传到了天游阁没有？”
“你想呢？”
“这——”龚定庵顿足无语，不住长吁短叹。
“你也不必难过。她倒是谅解的，”许滇生又说，“我已替你辟了好几次谣，不过，这种事只能随缘化解，如果刻意想澄清，反倒落了痕迹。无奈者在此！”
“承情之至。”龚定庵说，“幸而还有知者。”
“也幸而太清春还谅解。她寄名在家母膝下，我们不能不管她的事，如今正在多方调解她的家庭纠纷，大概可望重回故垒。”
“那太好了。”龚定庵略感安慰，“她的境况如何？”
“很窘。”许滇生说，“又不受人怜，真是爱莫能助。”
接着，许滇生谈了些太清春的近况，但她的生活，似乎除了清苦以外，并无改变，依旧课儿教女，依旧按谱填词，依旧很细心地照料她的笼鸟金鱼，还有那头全身雪白、无一根杂毛的狮子猫。
四月廿三日，龚定庵带着书童晋福，飘然出京，两部骡车，一部乘坐，一部装行李。行李中最主要的是一百卷的诗文集。铺盖倒是新制的，箱子里还有百多两银子的盘缠。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姓朱的同年，进京引见，因为宦囊丰盈，慨然相助。倘非如此，四月廿三还走不成。
早在定了行期之时，龚定庵便决定以诗记行，勒为一卷，作为辞官的纪念。当然，这些诗还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可用来打秋风。
此念初起，感怀平生，瞻念未来，便一口气写了四首七绝：
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
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
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
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第一首开宗明义，宣示著作事业的另一个开始。本来著书立说，不如返照内视的观心境界来得高明，何况著作已有百卷之多，本可罢手，无奈夜来文思泉涌，下笔不能自休，于是只好重新编年，自此以后的著作，列为续集。“卮言”是谦辞，“支离无首尾之言，谓之卮言”，但照《庄子·寓言》篇的注解，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是故所谓“卮言”，在龚定庵的意思是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由自主地倾吐。至于所谓“南渡”，用唐诗“故人北游久不回，塞雁南渡声何哀”，自拟塞雁之失所，“南渡岁”当然是指这一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第二首是说不因境遇，而困厄他的名山事业。“玄黄”是马的一种病态，黑马如果有了病，毛皮会变黄色。病马难效驰驱，但盼日落黄昏，可以归枥息足，这是龚定庵自言辞官的原因。但他的雄心壮志，却如“故将遗老”，关河虽遥，并不因病马不得力而觉得束手无策，这是自喻他在著作上还有漫长的路，决心要去走完，而且要改变作风，删落艳词浮语，一归于平淡精微。
第三首便不免自我解嘲了。“春魂”与“落花”相呼应，首言罡风力大，春魂动荡，以喻不能安于位；“春”欲叩阍，诉之于天帝，无奈虎豹当关，不得上达。《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注：“言天门凡有九重，使神虎豹执其关闭，主啄啮天下欲上之人而杀之也。”九阍即天帝所居的“九门”，亦作“九关”，此言“春魂”虽为“罡风”所欺，而又畏惧虎豹，不敢闯关向天帝一陈委屈，只好如落花之辞枝，却不道反是一种成全。“终是落花心绪好”，用杜甫逢李龟年诗意，“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四月二十三适是“落花时节”，此去江南，正当好景，而又有多少故人重晤，心绪极好，不能不默感玉皇无恩之恩，而言“平生”者，无恩之恩不知凡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真正道出了龚定庵隐藏在狂态之下的本心，博得许多朋友的激赏。
第四首寄悲伤于感慨，“白云乡”是仙乡，亦是帝乡，独往独还，枉走一遭，从无此例，亦是自伤“明主弃”，但不以为自己是“不才”。
但落花自辞，仍恋故土，亦恋故人，第五首自道其情：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第六首是第二首“百年心事归平淡”的引申：
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
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
利刃谓之“廉锷”，亦借用作词锋犀利，典出《文心雕龙》：“义吐光芒，辞成廉锷。”但“上帝才”三字很费解，有人私下问他说：“‘上帝’可用以称王者，你说‘廉锷非关上帝才’，是否意谓今上庸弱？”龚定庵当然否认，他说“上帝才”不过指天才之才，必须后天“淬厉”。他说他锻炼成一把“龙泉宝剑”，入仕以后，觉得出手易于伤人，只好乞利器谅解，这便是“悄向龙泉祝一回”。
以下便是一连串的“辞行”，第七首自注“别西山”：
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
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第八首是“别翠微山”，用的是仄韵“九屑”：
翠微山在潭柘侧，此山有情惨难别。
薜荔风号义士魂，燕支土蚀佳人骨。
第九首、第十首是留恋京城，因为三世作宦，几及百年：
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祖父头衔旧颎光，祠曹我亦试为郎。
君恩够向渔樵说，篆墓何须百字长？
再以下便是别友，第一个是河南光州的吴虹生，龚定庵与他有“七同”，主要的是同一年中举，同榜中进士，而且同出于王植门下，因而情谊特深，龚定庵以鹣鲽相比拟：
事事相同古所难，如鹣如鲽在长安。
从今两戒河山外，各逮而孙盟不寒。
其次是道光十六年进士，现任刑部郎中的黄玉阶，他们的交情是：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黄玉阶籍隶广州，属于岭南，所以用“岭上云”来对古道照人的“秦时月”。
再有些好友，如孪生兄弟——湖南道州的何绍基，字子贞；何绍业，字子毅；湖南益阳的汤鹏；等等。总有十来个人，一一赋诗留别。
接下来便是回忆入仕以来，令人难忘之事，有得意，也有感慨。龚定庵最难忘情的是金殿对策，大致本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自命为救时的良策，亦自信应可入翰林，结果大失所望。如今牢骚虽已消失，而回想殿试当时的兴会淋漓，得意之情犹在：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就这样，一路上回忆为学、服官、交游，杂以沿途所见的感慨，都记之以诗，到得清江浦时，已积下八十几首，第一个读者是他的同年何俊。
但是，他只略略翻了一下，便将诗稿置在一边。“我现在没工夫拜读大作。”何俊说道，“你的运气不错，最近麟河帅的心境很不坏，趁他还没有去看闸以前，你去见他一见。走，走！”
他口中的“麟河帅”指南河总督麟庆。此人是辽金皇室完颜氏之后，字见亭，隶属满洲镶黄旗，道光十四年的进士，自道光三年，外放徽州府知府以后，宦途极其顺利，十年工夫当到湖北巡抚，不久调任南河总督，至今六年，年年“安澜”。南河总督只要河工不出事，便是天下第一美缺。
原来河道总督，本有三员，分别管辖直隶、河南与山东、江南的河道，简称北河、东河、南河。乾隆十四年裁北河总督，东河总督由济宁移驻兖州，南河总督则一直驻清江浦，与驻淮安的漕运总督，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南河任重权大，过于漕督，亦过于东河，因此，经费非常充裕。
南河每年的修护经费四百五十万两，倘遇决口漫溢，另外可以请款。这四百五十万两的岁修银中，只要用到十分之三，便已足够，换句话说，每年至少有三百万两的额外开支：第一是分段管河的各“厅”，滥支浮销；第二是支付“挂名差使”的干薪；第三便是应酬交际费用。当然，这些额外开支，必须由舞弊而来，河工的积弊，花样百出，由来已久，瞒上不瞒下，视为当然，但紧要关头，不能出事，一出事必获严谴。河工上重视交际应酬，广结人缘，亦就是为了怕出事，就在龚定庵到清江浦以前不久，有个河厅同知因为舍不得一百两银子，结果花了两万两。
有个无赖姓王，云南人，他的祖父在嘉庆年间亦是河厅同知，阔极一时，身后子孙不肖，竟无法回籍，流落在两淮，最后只剩下一个孙子，便是这个无赖。淮扬一带，最多刻薄文人，坐领干薪，饱食终日之余，每好用文字消遣他人，所以这个姓王的无赖得了个用杜甫诗意的双关的外号，叫作“王孙”。
一个多月以前，王孙向这个不识趣的河厅同知去“告帮”，要借一百两银子。那同知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还牵涉到他祖父，很挖苦了他一顿，那王孙笑笑答说：“一桩小事，阁下何必如此认真！我看阁下恐怕失算了。”
过不多久，麟庆出巡。河工的规矩，沿堤须先堆积材料，以便一旦溃决，即时可以抢修。材料不外乎木柴、石块，其名曰“垛”，购料舞弊的方法，便是外实中空，叫作“虚堆假垛”。王孙找到一处假垛，藏身其中，等麟庆经过时，故意发出呻吟之声。
“这是什么声音？”麟庆问说。
“没有啊！”
王孙一听这话，立即放声长号：“啊——哟——”
麟庆大怒。“把这柴垛移开来看！”他说，“看是怎么回事？”
于是随行的亲兵，纷纷动手，等一拆开，原形毕露，里面空空如也，一床草荐，睡着一个病夫。
“小人没有家，”王孙跪在地上，喘息着说，“又得了个哮喘症，迫不得已，只好借此遮遮风雨，已经有三年了。”
“瞎说！”那河厅同知气急败坏地向麟庆说，“回禀大人，此人叫王孙，是有名的无赖，明明是他把木柴偷空了，说什么有哮喘症。请大人把此人交给卑职，严办他的窃盗之罪。”
“你说我偷木柴，莫非我还偷石头？”王孙指着那些“虚堆假垛”说，“请宪台大人验一验，没有一处不是空的。”
一验果如所言。麟庆大怒，即时派随行的何俊将此同知看管，一回衙门便将拜折严参。河员渎职，处分极严，令人最难堪的是枷号河堤，甚至河督得了革职的处分，除非特旨，亦不能免于此辱。因此，那同知千方百计，请出漕运总督与淮安关监督来缓颊，总共花了两万两银子，方得无事。
麟庆在南河五年有余，官声平常，但圣眷优隆，得力在他的乡榜座师——麟庆是嘉庆十三年的举人，这一科顺天乡试的正副主考是曹振镛、潘世恩——道光以来，一直都是最显赫的人物。因为如此，原本颇受重视的师生、同年的关系，运用到麟庆身上，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何俊对这一点当然很清楚，因此他在介绍龚定庵之先，很巧妙地将他与麟庆的师承渊源绾合在一起，变成了同出于阮元门下的再传弟子。
原来阮元是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的四总裁之一，这一科探花王引之，是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戊寅恩科乡试中举的座师，而王引之的会榜同年，二甲卅八名，点了翰林的毛谟，是麟庆会试时的房师，照这层关系来说，龚定庵与麟庆是不折不扣的平辈世交，亦都是阮元的小门生。
阮元是早在前一年夏天告老还乡的，他原籍仪征，定居府城扬州，麟庆每次到扬州拜见太老师，阮元总要谈起龚定庵，誉之为天下奇才。麟庆久已心慕其人，所以一听何俊谈起龚定庵要来，立即表示渴望一见，而且已问过几次，何以至今未到？照这样的情形来看，龚定庵此行，一定大有所获，但何俊不能不担心一件事。
“定庵，这是极好的一个机会，就怕你口没遮拦，无端逞口舌之快，弄得不欢而散，那就是再窝囊不过的一件事了。”
“今非昔比，你没有见我的诗‘先生宦后雄谈减’‘百年心事归平淡’？而况麟见亭礼贤好士，生平虽无赫赫之功，在旗人亦算庸中佼佼，我何苦伤他？”
“照你这种口吻，其实无形中已伤了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但愿口角之间留神，别弄得大家都扫兴。切记、切记！”
督抚衙门，皆有花园，不是在后，便是在西，南河总督衙门的花园在署右，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赐园”。
这座花园是康熙年间河督张鹏翮所辟，乾隆朝高斌大加扩充，避用园林之名，题名“荷芳书院”。高宗南巡，曾在此驻跸，照规制，类此驻跸之处，如果不改作行宫，亦应封闭，高宗格外体恤，特命赐南河总督为休沐之地。既是赐园，不必再用掩耳盗铃的书院名称，因而改名“淮园”，后来又改为“澹园”，最后取海晏河清之意，改名“清晏园”，园额最近换过，是麟庆的手笔。
清晏园之胜，全在张鹏翮所开的一座方池。池子很大，中有一道曲折虹桥，尽头一座六角亭，额题“倚虹得月”，便名为“得月亭”。亭柱上有麟庆题的一副楹帖：“四面绿荫春管领，一池红雨水文章。”池子四周，有三十多株大柳树，池中又满种红莲，所以这十四个字是写实。
一到夏天，麟庆以得月亭为会客治公之地。何俊陪着龚定庵到达时，麟庆正在接见一位人瑞，此人是漕船上的一个水手，虽然鹤发飘萧，但看上去只不过六七十岁，其实已经一百三十二岁，有雍正七年初充水手的印册，以及嘉庆十二年河督李长森赏给的百岁银牌为证。
由于是人瑞，麟庆特为给了他一个座位。在亭外旁观的龚定庵，听得麟庆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史浩然。”声音还很清亮。
“哪里人？”
“山东汶上。”
“你是哪年生的？”
“康熙戊子。”
“你几岁到漕船上的？”
“廿二岁。”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到雍正七年正是廿二岁。只见麟庆屈着手指数了一会儿，大概因为他所言不虚，表示满意，便又问道：“你的养生之道一定很高明。”
史浩然听不懂他的话，便有带他来的一个武官说道：“大人是问你，你是有什么法子，能够活得这么长？”
“小人是蠢人。”史浩然说，“饿了吃，困了睡，心里从不想事。”
养生的秘诀，如是而已！麟庆自然不必再往下问什么了。赏了十吊制钱，遣走了史浩然，接待慕名已久的龚定庵。
他的称呼很客气，是“定庵先生”；龚定庵则论科名，称之为“老前辈”，麟庆早于龚定庵九科，但年龄却只大了一岁。
见了面，先叙师门渊源。“久闻太老师对定庵先生的赏识，异乎寻常。”麟庆说道，“我听甘泉乡人传说，京师有两句歌谣：‘阮公耳聋，见龚必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真正难得。”
这两句话，龚定庵还是第一次听到，对传述之人，无形中生出感激之心，但心知其故，说了老实话。
“果真有此两句歌谣，无非因为：第一，阮公失聪是假装的，常有人以俗务关税相扰，阮公拒之不可，只有装聋作哑，或许是因为我从不跟他谈这些事，所以不必有所顾忌。至于‘交龚必阔’，是因为我穷的缘故。”
这就自然而然地吐露了需要周济的意向，麟庆很痛快，但也很含蓄地表示说：“此为我辈之过。”接着，便看了何俊一眼，眼色中很明显地暗示，应该多送程仪。
“大帅的《鸿雪因缘图记》，不妨让定庵瞻仰瞻仰。”何俊转脸又问龚定庵，“想来你亦听说过，麟大人有这么一种生面别开的自订年谱？”
“噢，听说过，不知其详。”
“你一看就知道了。”
麟庆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当即命书童将他的《鸿雪因缘图记》的稿本捧了出来。原来“鸿雪”是出于苏东坡的诗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麟庆自从道光三年外放徽州知府以后，升迁甚速，宦辙所经，无论人事景物，颇有可记，因而在道光七年兴起一个念头，不妨画图作记，以供晚年退归林下的回忆，同时流传后世，至少亦可让子孙知道先世的经历。因而请幕府绘画的三位幕友执笔，自髫年开始，每历一事，必制一记，绘一图，预定每八十帧图记，汇成一集，现在已经积有两集了。
这两集“图记”一时看不完，倘或借了去看，万一遗失损毁，主人痛惜，客人不安，所以龚定庵心中打算，只能略翻一翻，看到有可资以为谈助的，便即停下手来谈论一番，作为应酬主人的雅意。
哪知随手一翻，恰好翻到“西湖问水”这一帧，当然就停下来了。原来麟庆的父亲字曙墀，嘉庆十一年以知府分发浙江，第二年署理台州府，旋调温州，麟庆时年十七，随父宦居浙江，寻幽探胜，共有十三帧图，“西湖问水”“净慈坐禅”“韬光踏翠”“钱塘观潮”“玉泉引鱼”“六和避险”是在杭州的游踪；台州有两帧，“赤城餐霞”“石梁悬瀑”；此外有在绍兴的“禹穴征奇”，有在温州的“永嘉登塔”“石门跃鲤”。
有此渊源，龚定庵大感亲切，一帧一帧看下去，看到“敷文载笔”，复又读麟庆所作的记。敷文是指敷文书院，在凤凰山的万松岭上，南宋时密迩大内，所以明朝初建书院时，即名“万松”。入清以后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御书赐额“浙水敷文”，因而改名敷文书院。其中有芙蓉石、玩心亭、飞跃轩、石匣泉诸胜，又有一座毓秀阁，供奉魁星，又名魁星阁。所谓“敷文载笔”，便与这座魁星阁有关。
麟庆记道：“相传求名之士，于元旦日初出时，以五色丝缠香往拜，如易得手中笔，必获科第，然往往有不见者，则必颠踬棘闱，屡试屡验。余闻而心动，请于母，笑颔之。乃先期斋沐，于戊辰元旦，趁晨光熹微，衣冠登阁，仰视魁星手中，竟不见笔，甫拜祝，而笔自落，因以香易归焉。”
戊辰是嘉庆十二年。在麟庆“敷文载笔”后不久，奉到恩诏，以来年为皇帝五旬万寿，举行恩科乡会试，麟庆北上应试，得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年己巳，连捷成进士，同榜二百四十一人，以麟庆年十九岁为最轻。
敷文书院曾是龚定庵肄业之地，追忆当年，神往不已，彼此有许多往事可谈，一直谈到黄昏，麟庆还要留他喝酒，但因第二天一早，龚定庵便须转往扬州，而何俊有好些事要跟他谈，所以代他辞谢了主人的情意。
回到何俊的寓所，已有五份请帖在等着龚定庵。他匆匆看了一下，一股脑儿推到何俊面前。“你看，”他说，“该怎么办，我听你的。”
何俊看完了请帖问道：“你明天走不走？”
“走又如何？不走又如何？”
“不走，不妨每处到一到，不必担心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明天要走，我劝你哪里也不必去了，今晚上你还要办事。”
“办什么事？”
“你先别问。”
龚定庵略想一想答说：“卢心农在扬州等我，明天要走，既然晚上还有事，咱们就不必出去了。而且，近年心情不同，酒食征逐，亦没有什么意思。”
“好！我叫他们去弄个鱼翅来请你。”
何俊将听差唤了来，指明到清江浦最大的一家徽馆四景园，关照要一大碗红烧鱼翅，另外配四样菜，马上送来。哪知听差尚未出门，南河总督衙门已有一个戈什哈持着麟庆的名帖，带着厨子挑夫，送来了一桌烧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