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品格：实践与创新
总结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其明显特征是：
1.政治决定、实践先行
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对外开放这个政治决定的大前提。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决定，这个政治决定来源于对世界大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有以下清醒认识：他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应当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世界的主要矛盾，这是我们党可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国际环境。他还认为，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世界市场如果只在发达国家兜圈子，将很有限度。这是中国可以实行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和市场的情况下，封闭孤立地奋斗竞争不过它们，要靠开放政策打开出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方式。我们党敏锐地洞察了这一世界大势的变化，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到了“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随后党的领导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当顺应潮流、趋利避害。这就为我国继续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新的认识依据。因此可以说，对外开放的政治决定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形成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是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它要解决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动态发展、补充和完善的过程。这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和验证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很大不同。粗略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开放型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与时俱进的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也是开放型经济理念开始酝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深化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货物出口贸易，争取更多外汇收入；吸引境外资金和技术，创办“三资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并进而完成从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
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迈上了2000亿美元大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成长，我国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已经形成，并能够连续创造贸易顺差（见表1）。1990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已达到80％;1995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到29.5％，开始大幅度超过纺织品和服装的比重，首次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1990—1994年间，外贸企业第二轮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完成，对外贸企业的财政补贴已基本取消，外贸企业已基本成为市场主体，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外汇调剂市场已演进为全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原先的双重汇率已变为单一汇率。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特征已基本形成。
表1 1990—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货物）情况
注：表中出口、进口、差额、外资企业出口的单位为亿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中国统计年鉴》各有关年份。
第二个时期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前的十多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开放型经济这一理念不断被充实、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继续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外，重点是围绕中国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展了深化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新举措，以便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个时期为适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建立的要求，我国在发展服务贸易以及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有新的突破，从而把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新的重大实践课题引入了开放型经济的理念之中。
这个时期，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平均关税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低至2006年的9.9％；取消了进口非关税壁垒，全面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2004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的获得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这个时期中国的外经贸法律法规与wto基本规则接轨，为提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中国政府制定、修订、废止了3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服务业的开放中，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业领域，占wto分类的服务部门的62.5％，已经全面履行承诺的有证券、建筑、旅游、教育、商业服务业等12个行业。同时，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可见，这个时期“开放型经济”这一理念已经从刻画经济活动形式深入到刻画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制度、体制形式。这个时期，开放型经济的硬实力迅速增强。199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 900亿美元，2001年跃升为5096亿美元，2004年攀升至1.15万亿美元， 2006年达到1.76万亿美元。这十年间一直保持贸易顺差，2005年贸易顺差超千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1775亿美元。在吸收外商投资方面，1996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48亿美元，之后连年保持在500亿～600亿美元，2006年达到670亿美元。随着服务业开放的扩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1996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仅为430亿美元，2006年增长到1917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003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跃升为2006年的211亿美元。这个时期我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为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第三个时期是从2007年至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基本形成。2008年后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恢复和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形势，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面临培育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新优势的挑战，同时又面临更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遇，这就对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以及提法提出了修改、充实和完善的进一步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修改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三个定语的位置和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完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2.与时俱进、大胆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早在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指出过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中产生的开放型经济理论在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创新发展呢？
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的创新。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这是马克思在未曾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条件下的判断。列宁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指出这个统一的世界市场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预言了少数国家率先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斯大林认为这个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或两个对立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理论突破了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和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我们所说的两个市场，是指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权国家利益和经济制度划分的市场，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征划分的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不是对立的，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从而融合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的创新。马克思认为，在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少数工业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形成对生产条件的垄断，扩大与落后国家的差距，将落后国家长期固定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确实是国际分工体系的真实写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这种分工格局出现过“中心—外围”说、“比较优势陷阱”等理论，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类似“亚洲四小龙”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脱颖而出，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被打破，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国际分工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暴露了局限性。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理论顺应和总结了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提出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攀升全球价值链新台阶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培育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新优势”的新要求，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创造性运用的典范。
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且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即与日本、欧洲和美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活动更加积极主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也有了恢复和发展，1975年在邓小平实行整顿工作的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7.5亿美元，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1970年以来的5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3％。特别是，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中美建交，有效缓解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捍卫了中国领海、领土安全，并为1979年我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及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的新突破都奠定了有力基础。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堪称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作，尤其是在政治战略上划清了敌、我、友的界限，具有极强的动员力量和巨大杀伤力。进入新的时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如何在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回答“谁是我们、谁是合作伙伴、谁是敌人”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摆在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面前。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是向西方发达国家、苏联东欧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开放的主张；同时又一再重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及自力更生的立场不变、坚持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不变、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立场不变、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不变。 邓小平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战略思维，为新形势下我们反对什么找到了战略方向。1992年江泽民分析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这个分析指明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与新兴力量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必须建立和谐世界，致力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 “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这个声明反映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和目标追求。习近平根据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开放型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理念，这既是我国扩大开放的行动纲领，又是扩大开放的理论指引，成为我党继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脉络的又一个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继承了邓小平在对外开放形势下的战略新思维，从江泽民、胡锦涛的分析和声明中获取了更高层面的理性认识来源；既具有想象和憧憬，又具有行动感；既具备地缘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又具备具体的战略思维逻辑，回答了“谁是我们”（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谁是伙伴”（不限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经济体）、“谁是敌人”（霸权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一切威胁人类安全与和平发展的行为）；同时具有更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个理论观点的创新，使开放型经济理论更加丰满。
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参与和宣传。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投入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难以计数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如果以研究方向加以归类，这些研究成果有的是追踪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体制、政策与发展问题，如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特区经济研究、加工贸易研究、利用外资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研究、中国“复关”与“入世”研究、人民币汇率研究等；有的是追踪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如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有的是追踪中国内地（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有的追踪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如对多边贸易体制问题的研究，对知识产权、贸易救济、纠纷仲裁等问题的研究，包括对贸易新规则对我国影响的研究等；不少研究也致力于介绍和解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国际经贸方面的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不少研究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新的解释。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添砖加瓦和添枝加叶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党创立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之树遗传了马克思主义优化培育的基因，深深扎根于我国亿万人民的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浇灌，日益枝繁叶茂，如今它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