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苟且活着不如死了痛快
罗汉荣做梦也没有想到，春节刚过，正当新学期即将开学，他打算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春柳湖的扫盲工作之际，厄运又悄然朝他逼近。
1953年2月26日，几个人突然来到春柳湖，又把他抓起来了，带回县城，日日夜夜批斗。还是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徒，是假共产党员。
他坚决反驳，坚持自己是真正的地下党员。
这样，他被送到劳改队去了。
劳改队领导要他教犯人扎扇子，他不肯教。
劳改队领导逼问他不教的理由。
他不说，他把理由装在心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他如果教犯人学会了扎扇子。那么龙寿县的400多个纸扎工人就会失去生活来源。他不教犯人扎扇子，就要受到更严重的处罚。
那时，下放农村劳动，是最严厉的专政手段。劳改队向他宣布决定时，他没有强调自己患有肺病不能下农村，他只是要求再去春柳湖。向他宣布的人回答：
那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个人无权要求。
罗汉荣被一个以前他很熟悉的小名叫七婆的人带上了一条小船。
七婆对他很客气，指着他对划船的人说，这是你过去在工会的领导，要好好照顾他。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他被发配的地方是鸭子港第四教养队。
七婆正是第四教养队的指导员。
船上，七婆对他问道：
“你过去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现在为什么搞得这个样子了？”
他只能苦笑，没有作出回答。对一个没有决定权的人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倒不如不说。还免得影响了七婆的情绪。
小船在明镜般的湖面上滑行。
七婆盯着水中罗汉荣的倒影，他发现他身体不好，就鼓励他到了教养队以后，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他会给他提供充裕的时间。
踏进教养队，七婆就给他科学书籍，给他测温表，任命他当园艺组的组长，领导几十人，负责种植300亩水田。
罗汉荣领人守护一个小垸，身上蚂蟥叮，被水冲起走，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他记录的水稻、农业科技资料有20多本，几十万字。
那些日子，他的爱人周彩云想方设法找科技书籍，一本接一本地寄给他。
1956年，有关方面把罗汉荣从鸭子港四教养队调回县城，没安排别的事情，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写交代材料。
这时对他看管的也不是很紧，有些许的自由。
他感到有些奇怪。
经打听得知，是因为帅孟奇致信龙寿县委，了解罗汉荣的近况。所以就把他调回来，只写交代，不搞劳动。
罗汉荣乐观地认为有了帅孟奇的过问，会很快把他和雷耀湘的问题搞清白。他以积极配合的态度，把交代材料写得十分详细。
结果，事与愿违，罗汉荣又被送进劳改农场去了。
1957年传达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罗汉荣又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会得到公正的处理。
他白天挑堤，腿都冻黑，晚上写反省，一直写到鸡叫。
128天挑堤，他没有落过堤，天天出满勤。劳改队的雷大队长被他的表现感动了，叮嘱看管他的干部，要好好照顾他。
这些年，罗汉荣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判决书。
他曾经给龙寿县委书记郭连贵写过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建议保留龙寿县的文化古迹，街道修宽一点，不要把树木毁坏了。他在第二封信中反映法院一直没给他判决书。
后来，一则由于他反复讨要判决书，二则雷大队长出于对他的好感和同情，多次向上面反映情况，终于要到了他的判决书。
雷大队长收到法院判决书的第一时间，来到他劳动的田间，给他看，并念给他听，那时他的耳朵已经聋了。
罗汉荣听了判决书，觉得很委屈，不公正，表示要申诉。
雷大队长慷慨地说：
“要得！我支持！”
罗汉荣首先给帅孟奇、顾星奎等写信，反映自己的处境，申诉自己的冤情。
1962年，正值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一天中午，罗汉荣写好了遗嘱，吃了很多敌百虫，他担心农药毒性不够，又去投水。
结果，他去投水的途中，经过一座独木桥，有一个瞎子不得过来，他就小心翼翼地牵他过桥。
当他把瞎子牵过独木桥，他吃的敌百虫发作了，上吐下泻，肚子剧痛，他昏死过去了。
路人发现了，就把他抱起来，送进医院抢救。
医生问他：
“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多少艰难险阻都战胜了，此时为什么选择服毒自杀呢？”
罗汉荣回答：
“因为我要搞科研，买了100多块钱的书，准备搞棉花科研，又搞不成了。加上自己50多岁了，连个历史也没搞清楚，只有死了算了。譬如说：秋葵可以同棉花嫁接，我要搞，搞不成。就因为我是假地下党员。为革命做不成贡献，人的内心是最痛苦的。苟且活着，不如死了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