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楼房低矮、招牌破旧的董家镇，水泥铺就的路面骤然换成了尘土飞扬的黄泥土路。我坐在黑三轮车上，口罩遮面，兜帽遮头，手放在口袋里，死死攥着一把开刃的螺丝刀——水果刀过不了安检，上火车前已经被我扔在了上海。火车转大巴，大巴转黑出租，我终于渐渐接近曾经我出生的地方——楼村。
楼村并不大，据我在网上查到，共有二百多户人，常驻不到一千人口，甚至不如竺可儿学校的人数多。
与我想象的红瓦砖墙、绿树炊烟的田园农村不同，楼村道路狭窄曲折，四处都是干涸结块的烂泥，和不知哪来的脏兮兮的泥水坑。地上偶尔可见被压瘪的、沾满尘土的塑料瓶，路旁的乱草丛中时不时挂着或红或蓝的破旧塑料袋。偶尔可见几幢房屋，或是红砖泛旧成灰败的土桔色，或是刷了一层不知是灰是黄的漆，不合时宜地新着。路上的小孩也是脏兮兮的，破旧的棉袄裹挟着瘦小的身子，流着鼻涕时不时追赶跑过。
我注意到，街上跑的，都是男孩。
嗅着焚烧秸秆的味道，我裹紧身上的羽绒服，盯着远方灰白的天际线，努力平复此刻心中的不安。
刘雯劝说过无数次，恳求我不要来，或是让她陪同我来。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我被绑架，怕我被捆到医院，割掉肾脏，或是被打晕卖给农村光棍做老婆。我们聊了无数次，哭了无数次，但最后的最后，以竺可儿的身份完成期末考试后，我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收拾行囊，趁着寒假，独自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农村。
付过黑车司机钱，我背着行李包，走进这个倚靠在田埂旁的农村。我知道，我干净的羽绒服与这片地方的人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一路上我受到许多人侧目。一位带着孩子、颇为年长的阿姨听说我寻找磨坊旁一户姓董的人家，十分热情地抱着她怀里那流着鼻涕的小男孩，一路带着我走过去，亲自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太太，个头矮小，干瘪瘦弱，皱纹遍布的皮肤贴在骨头上，像是蜡做的标本。她怀疑地打量了我几个来回，得知我找董改红后，让我进门稍等，她去打个电话把她喊回来。我于是跟在她的身后，走进院子，打量着这狭小灰旧的空间。
这院子里隐约能嗅到动物粪便和中药混合的奇怪味道。
房子比我想象得更破旧。砖和黄泥糊成的墙上，挂着崭新的红对联，越发显得院墙颓败。主屋一旁的墙角是铁皮的烟囱，边缘黑漆漆的全是烧灼痕迹。窗户一角的玻璃打破了，贴着透明的塑料布，也不知过了多久，脏兮兮的。院子角落留着几垄土，大约是种自家吃的蔬菜用，如今已经干枯了，不知名的枝叶留在田垄上。
那老太太再没出来过，倒是董改红，急匆匆出现在了小院门口，神色慌张又尴尬。见到我，陪着笑脸道：“二丫，不是跟你说来了提前跟俺说吗？俺好去车站接你。你看看你看看，让你自己一个人跑那么老远……”
她手里还提了个塑料袋，一眼便能看到里面装的半袋子瓜子和花生。她把我带进屋子，让我在方木桌旁边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把塑料袋放到我眼前摊开，搓着手：“俺这儿也没啥好招待你的，二丫，你吃点瓜子，我去给你泡杯茶。”
我瞥到方才迎接我的老太太正在厨房门口警觉地盯着我，被董改红一把拉进去藏起来。她们一边烧水，一边窸窸窣窣不知道聊些什么。我看着那脏兮兮的瓜子和花生，也没有想吃的欲望，只是打量起这件屋子。
墙也是土色、粗糙的，似乎泥土变成了整个环境的主色调，剩下的红的绿的挂历和塑料纸都被这土色侵染，失去了原本的饱和度。我听到烧水壶呼啸的声音，接着董改红端了两个搪瓷缸出来，把其中一杯放在我眼前。杯子里还有棕黄的茶渍。卷曲的茶叶在水中舞蹈着，逐渐沉底，茶水由黄变红，把茶渍和茶叶的身影都遮盖住了。
董改红端了个凳子，在我对面坐下，因为凳子太矮而可笑地比我矮了一个头。她呵出一口白汽，眼神有些躲闪：“二丫，你爹跟你弟还在县里医院呢。他晚上回来让他跟你说。你……挺好的？”
我板着脸，轻轻颔首。
“好就行，好就行！还是你这丫头有福气！”董改红干笑着搓搓手，找着话题，“你弟也挺好的。天杰……就是你弟，本来应该今年考高中的，因为生病耽误了不少学习，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考上。就算考不上，读个中专也不错。俺当年小学没念完家里就不让读了，天杰是个有福气的……对了，俺娘你刚也见过了吧？那就是你奶奶。等下等你爹和你弟回来了，给你都介绍介绍。”
她一边聊，一边眼神不断瞟向院子里，手不安地攥在一起，似乎在心虚些什么。
我端起茶杯，嗅了嗅，闻到那股带着铁锈气味的茶香后忍不住皱眉放下，问董改红：“他们……我是说董天杰和他爸，什么时候回来？”
“起码再过个三个来小时吧？得天黑透了才回来。”
董改红看了看院子，又转回头啜了一大口手中的茶，清了清嗓子，摇头叹息：“你不知道，天杰一个礼拜要去洗两三回肾，一次就四个多小时，全身的血都抽出来过滤一遍，可遭罪了……而且一次就五六百块钱，这谁付得起……”
又是同一套苦情戏，左不过是逼迫我捐肾。我不想再听她这些唠叨，径直打断她：“我知道你不是我亲生母亲了。我亲生母亲是何喜侠。我来就是为了问你，她是谁？她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