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听了李素的阐述，一时间觉得似乎颇有代理，给他指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继续侃侃而谈、详细阐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无年号。秦始皇纪年至三十六，自其为秦王时便算起，并不以称帝为限。高祖践祚之前，太史公本纪年事，也以‘汉元年’至‘汉七年’纪录。
陛下如今已罢黜‘天人感应’邪说，改尊《殿兴有福》，则天象灾变，与人君德行已无联系。不如就此废除频繁改年号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况，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脉，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惮‘天人感应’，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旧制，有何不可？”
刘备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觉得还挺有道理。
年号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随着汉武帝使用儒术、天人感应才有的。
现在天人感应都没了，不再改也很对啊！这样还能顺带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压缩妖言惑众搞祥瑞图谶的生存空间。
不过，刘备很快想到，他都已经用过“章武”这个年号了，当时天下还没统一，事急从权也不便做太多没意义的标新立异事情。李素当时求稳，也没提，现在却来提，也不好再把章武这个年号不用啊。
刘备思忖再三，虚心求教：“丞相学冠天人，在纲常大义上自然是精通的。不过此事具体当如何处置呢？年号总还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历史遗留的疑难。则年号不便废，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与人君本人有关，与天数无关。将来的年号，只是给人的，不是给天的。一个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议，以后纪年，恢复《史记》最初时的纪法，如‘汉元年’至‘汉七年’那段，同时，再纪录今上年号年数。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纪为‘汉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类推。”
刘备想了想，点头许可：“此法甚善，不过，其中原理，还要丞相详加阐述，好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无知之人以为朕是学识浅薄、不知道怎么改年号呢！”
刘备可以不改年号，但话必须说清楚，道理要宣传透彻。
这是正本清源、直接继承秦始皇汉高祖到汉景帝时的优点，改良汉武帝开始被邪说蛊惑带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为他的多嘴付出代价，写点书论证了。
好在他已经是丞相，提纲挈领给出学术思想就行，具体文笔措辞修饰，让他老婆代写。
至于李素借机阐述出这个理论，倒也没费他多少脑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前世他学正统论课程时学过的基础知识，跟“殿兴有福”是绑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很多人都知道，从汉武帝到宋朝，中间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经常改年号的。
而到了明清两朝，就变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个皇帝一辈子就一个年号。
这才有了后人用年号指代皇帝的称呼方式，有了“永乐皇帝”、“嘉靖皇帝”、“崇祯皇帝”、“乾隆皇帝”这种说法。
但绝大多数没学过正统论的人，对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现，只是记了个结论。
哪怕历史系考生，考试也就考这么一个概念和事实，没去细究过其中的正统哲学原理。
事实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时候刚出现，就是跟“殿兴有福”高度捆绑的。
毕竟历史上“殿兴有福论”就是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仨弄出来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这种制度，就代表年号从“天人感应”时代的对天负责，改为对人负责。
因为对人负责，所以人没换年号就不换，跟从此是否“天数有变、神器更易”无关了。
很多无知之人还小看“殿兴有福论”，说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没见中央朝廷大张旗鼓宣扬‘殿兴有福’？”
其实有些东西哪用刻意全面宣传，毕竟你宣扬那些明朝的学者个人的地位，对清的统治者也没直接利益，那当然是借对他最有价值的部分来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发福利的，把好处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对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继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鉴继承了“承认殿兴有福，反对天人感应”的好处。
所以，读历史书千万不能随便只读个结论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这些人当时的贡献，是远比后人觉得的大的，至少他们极大削弱了从刘彻到朱元璋、中间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对国家的束缚力度。
不能因为朱棣后来把他们的家族灭门了，就因为粉朱棣、便抹杀死者在正统论哲学上的功绩。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不存在“好人的敌人就一定是坏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杀的人都是坏的。
更不能因为后世人对儒家的普遍坏印象、网上一片骂“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码，就把读书人当中那些试图做出改良优化的人的努力，也统统无视。
而李素作为这个世界的《殿兴有福》缔造者，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纲常正统上不能含糊，必须坚决建议刘备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研学术、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着他的旗号提出、那他李素可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圣作为《殿兴有福》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一个人的学术体系得逻辑自洽，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
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因为无论从事工商的人多少，每个郡县要养活的必要工商税务系统官吏，是绝对不会少的。
要收的税多了、税基大了，对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旧摊销”，当然是有好处的。
而缺点仅仅只是税务人员基本上没有闲下来休息的时候，得天天加班，但这都是官迷们该做的。
都千辛万苦科举考进税务系统了，说明他热爱这项事业，不该加班嘛？
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后，另一个好处也渐渐显现出来了：以诸葛家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开始往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这几年里，大汉终于出现了覆盖全国的民营物流网，成本还比朝廷的驿站系统便宜。
民营物流更擅长省钱，但覆盖率不如国营的全面、及时性也不如国营的好，这也是正常现象，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所以国营驿站系统，未来主要还是送文书信件，而大宗物资的托运，交办给民营就更加省钱。
互补制约之下，双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证，留点竞争空间，可以防止另一方没了对手后渐渐摆烂、彻底堕落。
最后朝廷驿站就成了类似邮政的存在，而诸葛家的民营物流成了相当于四通一达的东西（诸葛家的产业最后交给了诸葛均。诸葛均成年后短期做了几年官，最后弃官从商，帮姐姐分摊差事接班。）
有了这些物流系统后，在214、215那两年里，并州和荆州再次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时，还起到了一个之前没想到的作用，
那就是地方上的豪强世家、指望靠着土地兼并，在荒年囤积居奇、炒高粮价趁机兼并更多活不下去穷人土地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因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这种事情，自古都是要在运输成本高、长途运粮食不划算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
从桑弘羊到王安石的“平准均输”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看哪儿粮价暴涨了官府得组织运输调度粮食过去平抑粮价，或者是靠常平仓。
之前桑弘羊时代主要是靠常平仓，一直到李素的新法初期，也是靠常平仓，这个制度在原本历史上，基本上也能一直依靠到宋朝。
现在诸葛亮等家族的民营大宗长途物流建设起来之后，就等于是再加了一道保险，把常平仓和“长途跨州郡低成本调运粮食”两个手段结合起来。
就算出现超大规模的灾荒，一个郡、甚至一个州的长平常都卖空了也止不住的那种极端情况，依然可以从别的郡、别的州运粮食过来，
而且到了当地之后，依然比世家豪强投机倒把的价格便宜，这样就抑制了土地兼并，还压低了土地兼并成功后的收益预期。
214年，并州就有几个世家不长眼，本以为他们能联合悄咪咪垄断并州大部分粮食供应价格，结果被诸葛亮从冀州跨州运过来的粮食打崩了。
次年的荆州灾害期间，情况也是如出一辙。这两波打下来后，地方上贫民情绪稳定，诸葛家白赚了一波小钱还得到了民间爱戴。
当然诸葛亮很会做人，把这一切都处理成“诸葛家的物流公司，只是受朝廷雇佣、调度来做这事儿，他们是收了钱的，发起这个想法的还是朝廷”。
这样，也避免了官员和富商自行邀买人心的嫌疑。
这种大环境下，民间自发的水运行业、水利修缮、造船技术、河海转运，都是得到了空前发展。
大汉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原本对于水运是远远不够重视的，被李素揠苗助长了十几年，也没从根本上扭转。现在总算是让人民自发愿意往出海和海运上用脑子。
愿意去扶桑、三韩、交趾、林邑移民的汉人新增贫民，也是越来越多，额外培养出了至少数十万规模愿意到江上海上讨生活的水手人才和造船人才，
大汉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开发程度，也是与日俱进。这几年里，东北沿海和扶桑更北面的航海地理发现开拓、对东南亚的探索，都进入了新的高度。
之前周瑜在扶桑搞的佐渡金矿，也彻底走入正轨，开始了全力生产。扶桑石见银山和别子铜山，也开始蓬勃开采。
周瑜甘宁太史慈等人派出的海军探险队，还深入了旅汉岛内陆，在旅汉也发现了比扶桑更大的铜山。